兩週後，我試圖振作起來，在日記上寫了下面一段話：

勃蘭特在我們這個時代和歷史發展的程序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他一生碩果累累。現實政治的弊端更襯托出他人格的可愛。而我們無意之中卻扮演了復仇女神的角色。

人們現在當然可以理直氣壯地問，讓紀堯姆留在勃蘭特的辦公室難道不是代價太高，風險太大了嗎？凡事自然要從最壞的角度考慮，從一開始就應想到一旦失敗，會付出什麼代價。但真的可以做到這一點嗎？走到哪一步應該罷手不幹？照此推論下去，所有國家的情報機構都得關門。可我並沒有看到有哪個國家這樣做，至少是現在還沒有。

多年後，我還將有機會親自感受到勃蘭特的寬宏大量。1993年他去世前不久，在一次宣佈出版他1991年撰寫的回憶錄的法文版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反對對我進行刑事起訴。我本來希望有機會親自向他道歉，但他不想見到我或是紀堯姆，回函說：“那樣會使我太痛苦。”

1995年夏，紀堯姆久病不愈後去世。我在柏林新建的馬察恩墓地參加了他的葬禮。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