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新觀點1926年11月27日，作為中國共產黨四川軍委委員的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的公開身份，在中國國民黨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作了《軍事報告》，對四川非常複雜的軍事情況進行透闢的分析。

劉伯承指出：“老實說，此次北伐的勝利，不完全是革命軍的力量，而是民眾擁護本黨的力量要佔大多數。”

他提醒大家“務須深刻地記著，切實從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方面下一番苦功夫，將革命基礎築穩才是，若只圖軍事上的發展，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

劉伯承要求“使民眾能確實地監督軍人，且趨於真實革命之途才有結果，否則單靠軍事運動，是根本危險的。”

為了保證國民革命軍順利北上，劉伯承等人於12月初在順慶（今南充）、瀘州發動起義。

順慶起義被迫提前進行，非常倉促。

劉伯承等人12月9日趕到時，各路軍閥部隊的反撲已經逼近，當天在果山公園召開群眾大會，劉伯承宣佈就任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並在順慶設立總指揮部。

由於起義部隊是舊軍隊，沒有應有的教育訓練，又沒有與工農群眾運動相結合，因此戰鬥力較差，很快就遭到失敗。

12月16日，順慶方面起義軍，被迫向東撤退，只有一小部分跟著劉伯承到了開江縣。

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慶地委軍委決定劉伯承即刻到瀘州，主持瀘州軍事活動。

到了下旬，楊公、劉伯承抵達重慶，就瀘州、順慶軍事問題進行佈置。

劉伯承接受任務，他單騎趕赴瀘州，即在原瀘縣道署內設立起義軍總指揮部。

“劉伯承來了”，瀘州的民心士氣為之一振。

出於愛戴之心，民間紛紛傳說：劉伯承真了不起，劉湘的軍警多、馬匹精，怎麼也抓不到他，劉伯承快馬單騎，風馳電掣，從重慶出來，經白市驛，上丁家坳，過郵亭鋪，直奔瀘州，一氣走了140裡，追兵動身遲，怎麼也攆不上，這些傢伙一個個氣喘吁吁地落空而回，而劉伯承安安穩穩地進了瀘州。

這個沒有誇張的傳說，長期流傳至今。

劉伯承心裡十分明白：瀘州起義軍沒有按照計劃行動，起義軍上層陳蘭亭、皮光澤見利忘義，迷戀“金瀘州”每月十萬元鹽款稅的巨大收入，他們沒有揮師北上集中順慶。

軍委派陳毅到瀘州接應起義軍北上，並且他為北上部隊擬經過的隆昌、榮昌、合川、潼南等地做了借道疏通工作，這幾個頭頭硬是按兵不動，結果順慶起義軍孤掌難鳴，只得忍痛撤走。

處境艱難的劉伯承，首先安定民心、掌握軍隊、穩定大局，1月24日在瀘州城釋出第一張佈告：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佈告為佈告事，照得本總指揮奉告整頓本軍各路部隊，現已到達瀘城，從事整理一切，除分別呈令外，合行佈告，軍民一體知照。

此布。

總指揮劉伯承陳蘭亭是土匪出身，部隊素質太差。

袁品文是劉伯承的老部下，忠厚可靠，他向總指揮表示：“我願每天到陳蘭亭部周旋，時刻與陳在一起，使外邪不入，免生意外。

對團長皮光澤則滿足其升官願望，願把自己部隊（第四混成旅）劃出一半，編成兩個團撥給皮光澤，請晉升他為六路司令。”

劉伯承反覆斟酌，決定採納袁品文的建議。

所有部隊一切活動，由總指揮部統一指揮。

劉伯承還規定，每天下午，各路司令要在總指揮部聯合辦公，以協調各路部隊的關係，共同協議軍政大事。

中共中央、中共重慶地委，在瀘州起義後，都曾分派政治工作人員到起義部隊。

劉伯承到瀘後，又陸續調來幾十名政治工作人員，各路軍設政治機關或黨代表，各團設政治指導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員擔任。

總指揮部特別明確規定：部隊對上對下的公文，須政工人員共同簽署，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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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光輝思想（2）

政治工作內容充實：宣傳革命道理，提供進步書刊，貫徹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軍閥主義的宣傳。

劉伯承身為總指揮，常常出現在兵民群眾之中，平時不騎馬、不坐轎、不帶衛兵，他的模範作用，萬民稱道。

即使軍事繁忙，他總要擠出時間做宣傳工作，川南師範和瀘縣中學的師生對劉總指揮的報告十分信服，瀘州軍民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