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是能夠打倒的。

這個觀點引起劉伯承的共鳴。

劉伯承聽到楊公說了他也具有的同樣認識：“我是認定軍閥自身有絕大的矛盾，不久自然要崩潰的。”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責任，是在預備與軍閥作決鬥的人才和工具，不再希冀他們大人先生們垂憐我們。”

楊公主張：“我們目前須要努力在宣傳和組織兩樣工作上，尤其要使敵我界限分明，要向左轉走，要向民間去才有辦法。

換句話說，就是要以民眾為後援，尤其是無產階級，不然談不上革命。”

1923年冬，楊公與吳玉章在成都秘密建立了“中國YC團（中國青年共產黨）”。

次年1月，楊公曾就加入組織事向劉伯承徵求意見。

劉伯承坦率地說：“見旗幟就拜倒，覺得太不對了。

因為我對各派都沒有十分的研究，正擬極力深研，將來始能定其方道。”

劉伯承考慮參加革命組織的慎重態度，使楊公深為感動，“最是使人起敬”。

從舊軍人成為革命者（2）

楊公在日記上對此讚揚不已：“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誠喲！”“比起那些因情而動，隨波而靡的人來高出萬萬倍。

此後擬設法使其從本方向走，若能達到目的，又多一臂助！”加入共產黨一年來，劉伯承經過“極力深研”，奠定了他參加共產主義組織的思想基礎，他對友人亮出自己的政治抱負，學習共產黨人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

’我家無私蓄，遇敵奮不顧身者，惟恐內憂外患，國將不國，官壓兵擾，民將不民，並非為了博取虛名和榮顯。

這班軍閥若以爵祿相誘，可以說是有眼無珠了。

餘意已決，定隨玉章出川，一息尚存，革命不止。”

1925年1月，吳玉章、劉伯承到了北京。

吳玉章在北京大學見到他的學生趙世炎，知道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情況。

吳玉章馬上就由趙世炎、李國暄和童庸生等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楊公等優秀分子也加入共產黨。

共產黨在北方地區的革命活動相當活躍，而同趙世炎接觸中，劉伯承體會到中###員的政治理論水平和群眾工作經驗，確實不是其他黨派所能比擬的，他的知友吳玉章、楊公堪稱民族精英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可見中國的希望依託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上海“五卅”慘案，震動了全世界。

劉伯承、吳玉章正在上海考察，親眼目睹了這一切。

不到一個月，6月23日，廣州沙基慘案發生時，劉伯承隨吳玉章已到廣州。

劉伯承受到極大的刺激，他同情並支援工人階級的正義行動，深感革命軍人責任重大。

中國革命任務的艱鉅複雜，惟有強化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才能有國家富強、人民解放。

他的入黨志向，得到吳玉章的熱情讚許，楊公早就希望這位有優良品德素養的川中名將加入共產黨。

第二年5月，由楊公、吳玉章介紹，劉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此，劉伯承踏上新的革命路程，他永遠保持一個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即使在漫長的人民戰爭中建立了赫赫功勳，他也格外謙虛。

1948年5月，中原軍區副政委張際春在旅以上政治工作會議總結時，準確地傳達了劉伯承司令員的思想本質：“劉司令員本來要作一次報告，因去前方指揮作戰不能來，臨行前囑咐一箇中心意見，就是：‘我們一個革命軍人，如果離開了黨的領導，就不能成為一個革命軍人。

’他還說：‘不管你是多大的指揮官，權威有多麼大，一個口令能使上千上萬人向你立正，但這些只是黨給予的，你個人沒有可以驕傲的。

否則，你如果因此便昏頭昏腦地驕傲起來，走上軍閥主義傾向，那你就要離開黨，那是非常危險的。

因此，一個軍人必須毫無條件地接受黨的領導！’劉司令員常講他‘自己從舊軍人成為革命軍人，完全是由於黨的引導，黨的培養的結果，否則是不可能的。

’劉司令員希望把這一意見傳達到部隊裡去。”

如此真摯的心裡話，就是共產黨員劉伯承內心的真實寫照，也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寶貴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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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光輝思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