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武工隊要完成在敵人碉堡密佈的格子網裡“創造發展游擊戰爭及其政治工作的發動機”的任務，劉伯承、鄧小平決心抽調軍政大學第六分校的幹部學員作為各個分割槽武裝工作隊的主體，再吸收各個分割槽部隊中的優秀戰士、班排長參加。

在配合夏季反“掃蕩”中，乘敵軍侵入太行山腹地後方空虛之機，這些武工隊紛紛深入到敵人的心臟地區，展開抗日政權恢復活動，鎮壓惡貫滿盈、證據確鑿的漢奸特務，使相當一批地區恢復了抗日政權，嚴重地打擊了敵偽的兇焰，開啟了一些地區退縮、麻木的局面。

陸定一（當時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到路線問題時說：“像武工隊就是一個創造，這是好的，有功績的。”

劉伯承不僅為武工隊制定戰略方針，還親自向武工隊的幹部講授戰鬥戰術技巧。

他明確指出“戰鬥應根據政治工作的需要與否而決定之，不能進行任何與之相違背的戰鬥”，在敵佔區要“從保護壯丁、糧食，反特務，保衛群眾，團結中國人做起，一直到繁殖游擊戰爭。”

“遊和擊需要巧妙配合，遊中有擊，避免窮追，擊中有遊，避免被消滅；遊要隱蔽，擊要突然，游來游去，擊來擊去。”

不尋常的一年（4）

要懂得“不善於使用武器，就什麼都沒有辦法。

軍人不會使用武器，就等於剃頭匠不會使用剃頭刀。”

在組織武工隊這個問題上，不難看到劉伯承不但善於在關鍵時刻拿出切實可行的方針，並且善於組織力量實現方針，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善於提出如何實現方針的主要方法（戰術）。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小道理自然要服從大道理，但大道理要充實，不然，也會是空道理。”

戰略家預見1942年8月，劉伯承集中精力完成了《太行軍區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掃蕩”的軍事總結》。

這是一篇1�2萬字的重要文章，理論的深刻性和系統性，同他為抗戰兩週年寫的《對目前戰術的考察》一樣，都是劉伯承軍事學術具有代表性的力作，正如戎伍勝（當時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所說：“他寫出的東西非常精深，有人說他今年（1942年）寫的《五月反‘掃蕩’總結》是太行山的《論持久戰》，實非過譽。”

苦戰出佳作，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同年9月，劉伯承在太行軍分割槽參謀長會議上作了夏季反“掃蕩”總結中的敵情估計、我軍對策以及八項具體工作的報告。

報告閃耀著辯證法的光輝，如：“遊與擊必須有機地巧為配合。”

“我們作戰不但要軍事，而且特別要政治，不但是軍隊，而且特別要有群眾武裝鬥爭。”

“我們軍隊不但要幫助地方工作，而且要幫助地方黨軍事化。

同樣，地方黨也要教軍隊做地方工作，發揚我軍傳統。”

提高幹部素質，從來就是劉伯承十分關注、併為之盡力的一個基本問題。

1942年8月，為了使幹部注意“世界軍事的進度與趨勢”，劉伯承在完成了蘇聯斯米爾洛夫的《合同戰術》中譯本的“校正任務”之後，又寫出了一版序言。

他仍然同30年代初一樣，在每一篇序跋中都要求讀者注意理論聯絡實際地消化外國經驗。

劉伯承希望幹部能從《合同戰術》（第一部）中“窺見人民紅軍的戰術全部的精神與實質”，同時要求注意“我們處的物質條件完全不同，而且幹部也多半不是從學校轉到實際中去，相反的，是在實際鬥爭中的在職學習。

因此之故，我們只有更艱苦些，更緊張些，才能使實際與理論聯絡起來，爭取戰爭的勝利。”

4年之後，學習合同戰術的現實意義大為增強，劉伯承“於上愛國自衛戰爭前線時帶了這本《合同戰術》（包括新譯的第二部）及其譯稿，才真正開始校正與補譯。”

劉伯承的一片苦心，目的是使幹部以“知己知彼”為出發點，要懂得“我們在現代戰術程序之中，必須知道各兵種弱點當中，尋求所以防禦的辦法，在繳獲了敵人現代化武器之時，即可以迅速使用它們的辦法——這就是我之所以急於將此書出版以貢獻於我們幹部的一點薄意。”

解放戰爭，劉鄧大軍所取得的一系列輝煌戰績，為劉伯承在最艱苦的1942年游擊戰爭環境裡，從事校譯《合同戰術》作了最好的詮釋，體現了他的戰略家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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