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同盟者的動搖和叛變，不能及時覺察，沒有事先防範，缺乏足夠的警惕，在無準備的狀況下，從政治上決定“由東江取廣州”的戰略部署。

在這裡，他很明確地提出瞭如何正確對待同盟者的問題，也就是在聯盟中如何進行又聯合又鬥爭的問題。

這是關係到勝敗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1927年冬，他就能夠有如此高明的、正確的見解，這是很了不起的。

劉伯承善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取鑑”。

在堅持華北敵後抗日戰爭中，劉伯承任師長和鄧小平任政委的一二九師處於敵頑夾擊之中，他們在前門有虎、後門有狼的險境中，使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在鬥爭中不斷地取得了勝利，就是很好的證明。

此外，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在1946年9月，他為晉冀魯豫軍區的《人民的軍隊》報所寫的發刊詞中，特別強調了“必須進一步地同人民結合，克服某些幻想、鬆懈、麻木和驕傲的有害思想”，並還要防止我國反動派反民主力量“使用各種手段（不只是單一武裝襲擊）陰謀破壞和平民主事業。”

上述引文括號中的九個字，是文章已經排出清樣時，劉伯承加上去的。

“不只是單一的武裝襲擊”這句話充分體現了他對蔣介石集團的階級本質有透徹的認識，他善於透過各種方式喚起全軍提高警惕，以迎擊反動派對我突然襲擊。

由於我軍有了足夠的準備，在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突然大規模圍攻我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時，我晉冀魯豫野戰軍能立即投入戰鬥。

他對農民問題給予極大的關注，這體現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重要原則。

當時“江西農運均屬不好”加上“提出沒收地主二百畝以上之土地的口號（後來到東江有個農民聽著這個口號就說，這是耕者無其田的口號）”這種“畏縮右傾的土地口號”正如周恩來（在1957年）所指出的，起義軍主力遭到失敗是由於“沒有能夠堅持發動廣大農民實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線而採取單純軍事向南挺進的軍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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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光輝思想（7）

劉伯承非常看重農民的力量，以此作為敵我力量對比的重要因素來計算。

當時我方“僅二萬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動於環敵十萬之中，在通常革命軍自然較政府軍的兵力小，但是群眾趨於革命之結合的多，今革命群眾之結合亦屬少數。”

這裡所說的亦屬少數能結合的革命群眾就是農民。

“估量東江農民力量滿能積極地阻擾敵人，牽制其若干兵力，這是失之過大”，這是“我們的錯誤”。

革命軍必須與農民群眾相結合，革命軍的勝敗取決於能否與廣大群眾的結合，這是人民戰爭的思想，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理論的核心。

他在人民戰爭的實踐和理論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

關於軍民結合，後來在他的著述中經常指出軍隊與人民群眾是血肉結合的關係。

1942年12月6日，他寫的座右銘就是“勉作布林塞維克，必須永遠與群眾站在一起！”在敵後抗戰中，他提出“組織對敵全力鬥爭，以政治進攻為主，以武裝鬥爭為骨幹，反對單憑軍隊打天下。”

他非常善於把正規軍、地方游擊隊和民兵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反對以正規軍吞併游擊隊，並稱之為：這是軍隊“裸體跳舞”。

他熱心於精兵簡政，以減輕農民負擔（包括支差在內），創造條件開展勞（動）武（裝）結合的民兵游擊戰，實現對敵全力戰爭。

劉伯承關心農民問題，在這一方面，他的論述有獨到的見解，而且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強烈的現實意義。

例如1947年5月，我軍將要執行“把戰爭引向蔣管區”的戰略，準備向大別山戰略躍進之前，他從冀魯豫前線回到武安縣的陶冶，在晉冀魯豫邊區級幹部會議作《關於自衛戰爭十個月以來形勢的報告》，講到敵我雙方兵源時，指出：“翻身農民十多萬到前線，帶領這樣的戰士不打勝仗的話，真是慚愧！國民黨要抓一百二十萬兵，才能得到六十萬。

兵是不易找到的。

拿破崙的成功就在‘血汗上稅’。

其失敗也在於此。

二十年才能長成一個人，要愛惜人力！”《始末記》全篇貫串著一個極為重要的兵學思想：弱能勝強，小能勝大。

這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