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都顯得更為迫切，也更為重要。

可是正在這時，長沙城發生了一件令世人為之震驚的事情。一場“文夕大火”幾乎將整個長沙城化為灰燼。這就使得本已成了粵漢線上一座“孤島”的長沙城更加難守了。

1939年9月，日軍終於向長沙發起了大規模進攻。隨後又於1941年9月、1941年12月兩次進攻長沙。這三次作戰合起來便統稱為“長沙會戰”。

在整個長沙會戰中，國民黨軍隊傷亡官兵十幾萬人。他們同樣為保家衛國默默地灑下了自己的熱血。儘管我們無法知道所有這些人的名字，但我們不應忘記他們。

日本改變侵華戰略

中國軍隊攻克平江，透過該城，向北追擊。

1938年10月，日軍侵佔廣州、武漢後，由於戰線過長，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財政經濟陷入困境；國內人民反戰厭戰情緒開始滋長，統治階級內部因“速戰速決”戰略的破產和對外政策的分歧而爭吵不休；更由於中國人民堅持抗戰，使其稱霸世界的戰略受到極大影響，處處呈現被動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調整其侵華方針。

在政治上，放棄過去“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立場，轉而對國民政府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在軍事上，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重點鞏固已有佔領區。在經濟上，加緊經濟掠奪，力圖“以戰養戰”。

在改變了侵華方針後，其軍事戰略也做了相應調整。第一，放棄速戰速決戰略，準備長期作戰。第二，明確規定軍事行動要服務於政略和謀略工作。第三，為減少消耗而限制戰爭規模和強度。在作戰範圍上，“如無重大必要不企圖擴大佔領地區”，“力戒擴大缺乏準備的戰線”；在兵力上“為準備今後國際形勢的轉變，要在各方面減少駐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戰形式上“進行小接觸”，只是在“敵人集中兵力來攻擊時，及時予以反擊，消耗其戰鬥力”。第四，把軍事打擊的重心移向對付其後方的抗日遊擊戰。

1939年9月，歐戰爆發後，日本政府決定暫不介入歐戰，而致力於解決“中國事變”，以爭取主動，為南進或北進打好基礎。9月15日，日本陸軍部制定了《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變的最高方針》的檔案，企圖使中國國民政府妥協屈服，與汪偽合流，建立一個新的“滿洲國”式的傀儡政權，鞏固其在中國的霸權。

為統轄對中國的政略、戰略，以適應建立中國傀儡政權的需要，9月中旬，日軍大本營撤銷原華中派遣軍司令部，在南京新設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統帥在華全部陸軍（在東北的關東軍除外）。

在此期間，在華日軍正依據其新的軍事戰略開始調整部署，實行向保守佔領地的持久戰態勢的轉變。1938年10月，日軍在華有24個師團、4個獨立混成旅團、1個騎兵集團（2個騎兵旅團）和1個支隊。其中，華中派遣軍有13個師團、1個支隊；華南第2l軍有3個師團；華北方面軍有8個師團、4個獨立混成旅團和1個騎兵集團。日軍的主力在正面戰場。其後，日軍進行了大規模的交替換防，將久戰疲憊的師團陸續調回國內休整，同時按照保守佔領地的要求，新編了一批適合警備任務的三單位編制的師團和獨立混成旅團，替代回國部隊。至1939年年底，侵華日軍新部署基本完成後，在中國派遣軍隸屬之下的侵華日軍共有24個師團、20個獨立混成旅團、1個騎兵集團。這些部隊被分為4個戰略集團，並規定了其各自的任務。

為加速中國事變的解決，日軍於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戰場上相繼發動了對長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戰，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日本內部在關於北進還是南進問題上一直爭吵不休。10月，戰爭狂人東條英機組閣後，反覆強調“中國事變的成果不能動搖”。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也明確表示：南進是解決中國事變的“極為必要的措施”。這樣，日本在1941年夏秋之際再次調整侵華戰略，在準備南進的同時，繼續向中國大舉進攻，以期早日結束中國事變。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調整了對華戰略。其總體構想是：確保和穩定佔領區，使之成為“大東亞戰爭”的總兵站基地，對國民政府繼續施加軍事壓力，削弱其抗戰力量，並以政略和謀略相結合，摧毀其繼續抗戰的企圖，然後利用“大東亞戰爭”的成果，促使國民政府屈服，最終解決中國事變。

第二、第三次長沙會戰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