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文印製、贊助單位包括了文復會、中山文化基金會、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省黨部、市黨部、總政戰部、教育司、教育廳及臺北市教育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場，紅鼻子又不帶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國內話劇界少有的事。可惜當時頗忌“紅”字，所以“紅鼻子”的劇名被改為“快樂的人。”

“快樂的人”當時所吸引的觀眾，雖然主要是大專院校的學生，井未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迴響，但是它真正的意義，應該是打破過去舞臺劇的模式，完全由學術藝術界的人士參與，表現出他們共同的理想。最起碼，由音樂家和舞蹈家專門為一句戲作曲編舞，在當時就是創舉，而且有深遠的影響。許常惠先生為紅鼻子寫的“是花兒的歸花兒，是鳥兒的歸鳥兒”等歌曲，據說後來由中廣兒童合唱團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劉鳳學女士與姚一葦教授合作的經驗，也極可能是現在擔任兩廳院主任的劉女士，能提出由國家劇院製作此次演出的原因之一。

紅鼻子雖然為我贏得一座最佳男演員金鼎獎，但是每想起當時以二十一歲的年紀，扮演這麼一個深入的角色，便有幾分汗顏，覺得自己不曾表現紅鼻子於萬一。而這十九年間的變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愛的李曼瑰、劉碩夫老師先後辭世，國內的劇運在上一輩的耕耘與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長足的進步。

七月歸國，姚一葦教授帶我參觀了國家劇院中的小劇場，道具服裝製作和佈景工場，更欣賞了紅鼻子的排演，過去只能夢想的裝置，而今都成了真，過去東拼西湊的服裝，現在有留美歸國的靳萍萍小姐專門設計；以前十幾公尺的舞臺，現在成為二十公尺的寬的國家劇場；過去用手一個個開的的燈光，則改為了電腦控制。加上姚一葦教授與在紐約學戲劇的陳玲玲小姐聯合導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說：雖然中國大陸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劇，但是紅鼻子的真正精神，將在我們國家劇院這次的公演中表現出來！

而我最關心的則是，這種由國家支援，讓藝術家們將天馬行空的創意，午後清淡的靈思，訴諸實際行動，並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的機會，是否能經常出現？

有些人一過年就往國外跑，說得好，是度假。說得露骨些，是避難！

不識年滋味去國愈久，對“年”的感覺愈淡，倒不是忘了怎麼過年，而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過年，更懷疑幹嘛要過年。

小時候過年，心喜又大了一歲，手裡拿著紅包，說是壓歲，卻直往牆邊站著畫線，得意地看著今年又高了半個頭，所以那心情是“只要我長大”，忙不迭地希望新年送舊年。

少年時過年，是萬般滋味的，既竊喜去年混過了，卻也離那初中、高中、大學的各式聯考，又近了一年。寒假剛過，黑板邊上只怕就開始一日縮水一日的阿拉伯數字，為聯考做了倒數計時。

只有考取大學的那一年，覺得真是朗朗乾坤，好個新的一年。

至於中年，則是最沒有道理過年的，經濟穩定了，明年未必比今年又增減些什麼；生活富裕了，過不過年，衣服鞋子和餐桌上擺的，也沒大的分別，倒是多了小的要紅包，長官要送禮，這許多麻煩事，就算是走運當上了長官，卻還得受那賓客睡門的寒暄之苦。

所以有人從大除夕就往牌桌上坐，因為過年理當是可以賭的，不為無益之事，何以說有涯之年？他這一年，是在方城間混過去的，也有人一過年就往國外跑，說得好，是度假，又表示自己經濟的水平高，實在心裡竊喜的是，可以藉題不去拜年，說得露骨些：不是過年，而是避難！

只是不知老人過年的心態如何，倒記得老母六十五歲那年，突然宣佈從此不再出去拜年，言下之意，是年歲大了，不再需要出動哈腰，只等諸晚輩來拜，坐在太師椅上散紅包。實在應該說，因為她再少有求人之處，既然少了須要拜託之事，所以也就免了拜年之苦。

年是用“拜”的，這話一點沒錯，君不見，過年拜佛燒香拜祖先，拜望親友、長輩，至於同一輩則互拜，這拜的意思，是拜謝以前的照顧、拜託以後繼續愛護，也是難得見面的朋友，藉機互相拜訪。

但是就在這“拜”上，便也見出許多學問。年高德劭者，前去拜年的人多，這是“拜望”。財大位高的，賓客絡繹於途，這是“拜託”至於那門前車馬稀的人家，是大可不去拜年的，因為你去拜，也八成要撲空，他早給別人拜年去了，偏偏那人多半不是你。

小時候，雖然蘋果貴，我卻最不愛。很簡單，因為吃到的蘋果，都空空乾乾像是脫水的。尤其是年節之後，在那一籃子渡海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