馱羊進行農牧鹽糧交換。整個西藏直至近代才出現了四大商人。雖然其中的一家居然還買到了貴族爵位，但經商者普遍地位不高。在拉薩等地，最活躍的商人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內外的人們：久居拉薩的來自西部克什米爾等地的穆斯林，來自青海、甘肅的回民等。在阿里，則是新疆維族人。穆斯林充當了當代西藏商品流通媒介的一支活躍而重要的商旅。

伊斯蘭教本就有著深厚的商業背景和經商傳統。《古蘭經》所規定的正是社會、經商和個人行為的準則。重商主義的伊斯蘭信徒滲入西藏高原由來已久，從事國內外、地區內外的商貿活動已久。拉薩八角街的鑄銅佛像甚至大都為回民的製作——而伊斯蘭教義不僅格外強調唯一神，不僅極端反對偶像崇拜，對製造和銷售偶像者尤為痛惡——提供藏民族宗教生活及世俗生活中的一應物品，體現了回民經商的靈活性。

去年在北京大學，一個偶然的機會結識了年輕的社會學家周星。周星正做著費孝通先生的博士後，按照費老的要求從事“回民怎樣上高原”的專題。他去臨夏做了這項調查。在臨夏的作坊裡，加工的是地道藏貨，它們不久便會在拉薩八角街出現：僅臨夏一州，就有上千輛個體車往返於青藏高原。重商輕死的回民帶上氧氣瓶就開赴青藏公路。既不怕死，也不怕被同化：他們有堅實的伊斯蘭教為抵禦。周星極讚賞回民在農牧之間、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積極致力於溝通的努力。他甚至轉述了費孝通先生的一個觀點：高原牧區必須走現代牧業的道路；每一文化模式的發展都須藉助啟動因素，而回族的這種努力有可能構成這種啟動機制。

在獅泉河鎮，我重又看到在拉薩所見情形，從青海、甘肅回民到新疆維吾爾人，代表了一種以商品經濟為突出特徵的異型文化，從拉薩直到獅泉河，對於藏民族的傳統經濟觀念進行了全面衝擊。

我從未去過新疆，因之對新疆的“吃”文化（除羊肉串外）當是首次接觸。他們的以肥羊、黃胡蘿蔔製作的抓飯具有異乎尋常的濃烈的羶香。還有那招攬客人低沉的嗓音、濃重的鼻音、短促的音節同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新疆人的烤羊肉串已延伸到拉薩。新近見到一位，生意極好，拉薩人認準了新疆人的羊肉串，說比漢人的地道。因此這位製作羊肉串者大獲收益，每月收入高達數千元，足夠一位普通的國家幹部職工全年工資收入。

四十年來，阿里的北大門始終敞向新疆，由於新疆的方便和富有。不僅阿里的邊境由新疆部隊駐防，地方幹部的衣食住行也差不多端賴新疆，連幹部本身也多為新疆所派遣。幹部休假，也總是沿新藏線北上，走喀什，飛烏魯木齊市，再乘火車去往各省。阿里幹部們說話，不由自主地帶有新疆人的鼻音；阿里的市場也沿用起新疆所習慣的“公斤”制。例如，目前獅鎮市場上（從新疆運來的）豬肉、羊肉已賣到二十幾元錢一公斤了。而新疆人所賣羊肉，往往曾取材於本地：每年九月前後，草場將要黃萎、羊子正是最肥的時節（阿里羊子最肥不過四、五十斤重），新疆人便以較低價格大批收購活羊，邊放牧邊趕路，走上月餘回到家鄉。經過一冬的收圈料養，春季裡羊子體重可較前增長三倍，重達百四、五十斤。待把其中的一部分返銷阿里，當然就有錢可賺。

以往阿里幹部吃肉多靠去本地牧區收購，約十元錢一隻羊，只在年節採辦年貨時從新疆成批運來肉類副食。但八十年代以來，全藏範圍內取消了農牧區稅收派購任務，牲畜私有私養，加之商品經濟來勢迅猛，有關管理部門措手不及，吃肉率先就成了問題——這是當今獅鎮一個小插曲。

新疆維族商人們依據天時地利的優勢，生意做得好；能幹的康巴人當然不甘示弱，也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優勢：語言相通，瞭解農牧民需求，不怕吃苦，不嫌麻煩，生意做得活：開著裝滿貨物的東風大車，在阿里高原上一個帳篷一個帳篷地流動推銷兜售。農牧民們向無討價還價習慣，加之送貨上門，購買能力仍然可觀。

阿里雖有邊境貿易傳統，但多為以物易物小額貿易。當地百姓中少有職業商人，只在普蘭有坐地商戶，獅鎮商人接領取營業執照者為六百餘人，基本為外來經商者。

文化應當是在故鄉風景中生長的。現代型別的獅鎮格局、建設風格及生活方式則是引入的。我對於熟悉的藏北那曲鎮的評論尚且是“大草原的異己風格”：大自然的異己分子，違心之作，存在得沒有道理。獅泉河鎮除上述諸種唐突荒誕感外，還遠不及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那曲鎮尚有一些歷史，有寺廟，有居民，有牧場。獅鎮則既無歷史，也無寺廟，因為乾燥的砂磧土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