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言不慚地宣告他們有權對這些年輕的吸毒者進行“性消費”。其實像克麗斯蒂娜那樣失足的孩子同樣是我們的同胞，只不過她是處在那些自認為和社會“融洽無縫”的公民的另一邊。後者有時出自於“人道主義”，願意為他們提供治療，而有時又想利用他們，甚至把他們貶為“商品”。這種矛盾本身就是我們的社會文明的一個普遍的特徵。年輕的克麗斯蒂娜向我們描述了她墮落的真實緣由，她的敘述要比那些著名的研究所所舉行的冷冷清清的研討會更有意思，更能使我們瞭解到這個被人天天吹捧為“健康的”社會腐敗到了何等的地步。也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這本不尋常的書對他們來說是，而且必須是——幾乎難以容忍的。

霍斯特一埃貝哈德·裡希特教授注：本序言作者裡希特教授是德國一位著名的醫學、哲學博士。生於1923年。他在1952～1962年期間擔任柏林“兒童精神病防治中心”主任醫生。從1962年以來任西德基森市大學精神病院院長。主要著作有《家庭、家長、孩子和神經官能症的心理分析》、〈型別〉等。

——原注。

克麗斯蒂娜自述

這種情景真叫人感到驚訝。近幾天，媽媽整天沒完沒了地收拾行李，把大大小小的箱子都塞滿了衣物。我一看就明白：我們即將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我剛滿6歲，等搬家以後我就該正式上小學唸書了。當媽媽正忙著收拾行李並且變得越來越激動的時候，我幾乎整天呆在農民沃爾凱爾家裡。我等著那些奶牛回到牛棚裡擠奶，我給豬和雞餵食，我還和小夥伴一起在草垛上打滾，有時就抱著小貓到外面散散步。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夏天，像是我完全能記得清楚的第一個夏天。

我知道我們很快就要出遠門了，要到一個名字叫柏林的大城市居住。媽媽比我們早動身，以便去料理我們住房的問題。妹妹、爸爸和我，我們三個得過幾個星期以後才上柏林去找媽媽。我們將乘飛機到柏林去，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這是平生頭一次空中旅行，這該多有意思。

爸爸媽媽早就給我們講了許多美好的故事，說我們將要住上一套有六大間房子的公寓，說他們將會掙到很多很多的錢，媽媽還說我和妹妹將單獨有一間大房子，家裡還將購置許多大型的傢俱。媽媽還有眉有眼地向我們描述了我們房間的擺設。這一切我都記得很清楚，因為當我還小的時候，我一直在幻想著這些東西。隨著歲月的消逝，我的想象就變得更加美。

我也沒有忘記，當我們到了那裡的時候，我看到了我們房子的樣子，當時這套房子真的使我產生了一種恐懼的心理。這套房子又大又空曠，我真怕在裡面轉不出來。當你說話大聲一點，就會產生一種令人不安的迴響。

只有三間房子用來居住，草草地擺上傢俱。兩張床、一箇舊的廚房用的碗櫃，媽媽在櫃子裡擺著我們的玩具。這就是我和妹妹的房間。第二間擺著爸爸媽媽的床。第三間，也是最大的一間，擺著一箇舊沙發和幾把椅子。這就是我們在柏林——克羅伊茨貝爾克的房子的模樣。

幾天後，我騎著我的腳踏車上街逛。我看到街上有許多比我大一點的小孩在玩耍。要是在我的家鄉，村裡頭的大孩子總是和小的一起玩，並且會照顧他們。這些柏林的小孩卻大聲嚷著：“這個”丫頭來幹什麼？“說著便把我的腳踏車搶走。當我要回來的時候，一隻輪胎跑了氣，一塊擋泥板也撞得凹凸不平。

由於我的車被弄壞了，我捱了爸爸一記耳光。從那以後，我只能騎著車在我們的六間房屋之間轉著玩。

這些房子中間有三間本來是打算用來做辦公室的，因為爸爸媽媽想在這裡開設一家婚姻介紹所。可是爸爸媽媽說過的什麼辦公室呀，什麼扶手椅呀，始終連影子也沒有。而那個廚房的舊碗櫃倒是一直襬在我們的房間裡。

一天，家裡的沙發，床鋪和櫃櫥都被裝上一輛卡車，然後拉到克羅比小區的一幢塔樓裡。我們搬進了11層的一套只有兩間半的房間裡。那半間當然就是我和妹妹的屋子。沒有媽媽給我們說過的那些好的東西，一件也沒有。

克羅比小區的塔樓群裡一共住著45000人。樓房之間有一些綠草地和商業中心。從遠處看，這片樓房的樣子倒是相當新式和講究，可當你走進裡面去，在樓房之間就會聞到一股屎尿的臭味，因為住在小區裡的小孩和狗隨地屙屎撒尿，要是走進樓梯間裡，那就更是臭氣熏天。

我的父母十分惱火，他們說這都是那幫工人的孩子乾的缺德事，是他們把樓梯給弄髒的。其實這並不是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