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你別介意我這麼說……我知道你是想透過這次發掘證明這裡發生的事。請相信我，我對此深表同情。但是這得有證據，雅爾瑪，艾米斯的報告你是知道的，還有謝伊上校的報道，那些東西總不可能是偽造的。”

“那些東西當然是偽造的。”我昂著頭，不解地對他說，“那都不是事情的真相，彼特林尼。事實在這兒，在挖掘現場。惟一可靠的證據就在這兒，因為這座城市不會撒謊。我們來看看將發現些什麼。”

“做好失望的準備吧。”他又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對你這樣說是為了你好。”

“謝謝啦。”

我想到該回自己的帳篷看看書了。我的上司們令人無法忍受，同事們則令人氣惱，我的學生也蠢得要命。可就在這時，漢娜·英格塔出現在我的面前，好像我用意志召喚了她似的。她熱情地邀我和她喝一杯，我不好拒絕，不情願地點了點頭，跟她來到餐廳的酒吧間，她一邊調酒一邊嘰嘰喳喳地說著我們下午在火山口的事。我費解地看著她。我們在一起工作已經五年多了，她好像還是很喜歡我，我真不明白。大多數學生很明顯是為了得到提升才為他們的教授幹活，他們有什麼辦法呢？那簡直就是一種主僕性質的關係。我懷疑假如讓我再做一次學生的話，我還會不會進大學。與某個年長的“有知識”的男人或女人訂上二十年的師徒契約，全都是為了能得到一個位置，這樣你也可以被那些你幾乎不認識的人擁戴為師傅。愚蠢透頂（雖然這種情況無法說清）。

但是漢娜好像是對談話本身很感興趣才樂意和我聊天的。她的態度不是很恭順，看著她的樣兒我難以想象再去學習知識會是個什麼滋味。她五十二歲，栗色的頭髮，淺褐色的眼睛，勻稱的身材，外表文靜，我那些單身的研究生爭先恐後地想和她湊在一起，而這會兒她和我，一個確實不知該怎麼和她說話的男人，正坐在一個角落的桌子旁。

以前我是懂得如何同年輕人交談的（恐怕是我自己還年輕的時候），但我已經失去了這門技巧，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失去的過程。

於是她問：“這次挖掘是不是和你在地球上進行的挖掘差不多？”我努力想弄清楚她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嗯，實際上我在地球上從沒有參加過挖掘……我想你是知道的。”我幾乎可以肯定她知道，“但這處遺址與我在格陵蘭島參觀時見過的、在西海岸一處被遺棄的斯堪的納維亞人的定居點極為相似。”

然後我就搜尋枯腸地用自己在演講稿的註解將地球上這處遺址描述了一番……

因為我已經記不起來這趟地球旅行了……講到後來我已明白無誤地知道我所描述的一切和我們下午實地所見到的確有差別，這時我頓住了，略微不安地等待著她提別的問題來討論。你瞧，沉默的人們知道他們有嘴巴緊的聲譽。有時擁有這種聲譽就如同擁有權力，因為他們知道，朋友們會認為他們一旦開口說話必然不同凡響。但這也是一種壓力，隨著歲月的流逝和這個沉默之人名聲的增長，這種壓力也與日俱增。不過，說到底，又有什麼真正重要得不得了的事好說呢？沒多少吧。沉默的人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他們也明白，大多數話語像密碼一樣包含著更為複雜的含義……對那些極為關注自身存在的人們來說，這些含義莫測高深。

我突然站起身來。“我要回去睡覺了。”說著就返身回了自己的帳篷。

第四章

……我們確信他們有意於休戰時，就在太空港的倉庫會見了他們一行七人。

我們告訴他們，這是在火星上與合法政府對抗的最後一座城市。但是他們不相信我們的話。我告訴他們，不管其他地方的形勢如何，他們的情形是毫無希望的，我向他們提供了我們向所有暴動者提出的條件：應有的程式，死刑判決的終止，還有一次；牽涉到星球警方空難事件的合情合理的對話（下面會詳細敘述）；我另外又提出，新休斯敦所有的平民必須馬上給釋放。

暴動集團的領袖是個七八十歲的大鬍子，他提出徹底的赦免作為投降的條件。

我說我無權同意赦免，但是戰亂結束時，委員會會考慮的。

暴動者用俄語相互商量了一下，我的軍官聽到他們有好幾次提到“列寧格勒”。這位領袖說他們得回城去就此事表決一下，我們同意兩天後再會晤。

然而，第二天早晨卻從火山口傳來了二十多聲爆炸聲，他們炸燬了城市穹頂。這時，我們的軍隊衝進市內，發電廠已經被摧毀，大火由於缺氧已經熄滅，但是煙霧依然濃重。煙霧掩護了叛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