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為將來的新中國建立了一個好的法律榜樣。”

黃克功被依法處決後，毛澤東還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場“革命與戀愛”的講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戀愛時應遵循的“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和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他要求大家從“黃克功案”中吸取教訓，要嚴肅對待戀愛、婚姻、家庭問題，要培養無產階級的理想和情操，堅決杜絕類似事件發生。三個月後，在抗大的一次宴會上，毛澤東又提起此事，說：“這叫否定之否定。黃克功一粒子彈，否定了劉茜，違反了政策，破壞了群眾影響；我們的一粒子彈，又否定了黃克功，堅持了政策，挽回了群眾影響，而且使得群眾更擁護我們了。”此後，毛澤東多次提到過這件事，指出作為黨的幹部，居功自傲、貪圖享樂、欺壓群眾、自私自利是萬萬要不得的。

三、越是複雜形勢下越要從嚴治黨

黃克功逼婚殺人案雖然已經過去70多年了，這一塵封的歷史案件似乎已淡出人們的記憶。但是，回顧黨的反腐倡廉、嚴明法紀的歷史，掩卷沉思，以史為鑑，很有必要。當年中國共產黨嚴肅黨的紀律、堅決清除黨內墮落分子的典型案例，對新形勢下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保持黨的隊伍純潔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

一是即使在如此複雜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依然不忘從嚴治黨。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一個顯著特點和優點，是工人階級階級性的重要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在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制定的章程中，明確規定了盟員必須服從同盟的一切決議、保守同盟的一切機密、不得參加任何反對共產主義的團體等項紀律。列寧十分重視黨的紀律，在建黨過程中堅決反對馬爾托夫等人主張的黨內可以不要紀律約束的錯誤觀點。他曾指出：“如果我們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那麼布林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①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非常重視紀律問題，把從嚴治黨，保持黨員隊伍純潔，保持黨的先進性視為重中之重。共產黨從誕生的那一天起，早在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透過的黨章，專門規定了“紀律”一章，明確提出了加強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等方面的要求。1926年，針對黨內出現的一些貪汙腐化分子，便及時向全黨發出《關於堅決清洗貪汙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5日，毛澤東又親自簽署了《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十六號訓令》。1937年10月，在紅軍剛剛到達陝北，立足未穩革命形勢又十分複雜的情況下，堅決清除了黃克功這一黨內腐化墮落分子，進一步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的堅強決心。

第11節；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和圍剿，面對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歷史重任，面對極其艱苦的生存條件，迫切需要集中一切力量來應付複雜局面，迫切需要黃克功一樣大量的、富有戰鬥經驗的幹部。同時，經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紅軍已經從出發前的約20萬人銳減到3�5萬餘人，人員銳減帶來的戰鬥力量不足，使中央和紅軍面臨著巨大的壓力。雖然長征保留下來的都是身經百戰的優秀骨幹，是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中堅力量，正如周恩來同志所說的：“我們紅軍像經過了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枝葉，但儲存下來了樹身和樹根。”但在革命力量需要迅速擴大的形勢下，“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顯得尤為突出，毛澤東也深知在那個特殊形勢下人才的極端重要性。是否將功補過，是否立功贖罪，留下黃克功這個經過長征洗禮，戰功卓著，戰鬥經驗豐富的驍將，成為對黨的歷史任務和黨的組織紀律最嚴肅的一次考問。？米？花？書？庫？&nbsp；http：//www。7mihua。com

在我國的法律文化中，自古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傳統。況且就一般常理而言，在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在革命力量急需加強，軍事人才又奇缺的情況下，對於黃克功這樣一位高階幹部放寬處理、留下性命、將功贖罪，無論從革命鬥爭形勢需要，還是從革命的人性來講，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根據和道理。正如當時一部分人的意見，黃克功犯了死罪，從理論上說應該處以死刑，不過在這樣的國難時期，應該珍惜每一個有用的人才，讓其為國效勞；黃克功資格老，功勞大，有光榮革命歷史，當此民族危亡緊要關頭，應該對其免除死刑，減輕刑罰，叫他上前線去，戴罪殺敵，將功贖罪。黃克功也在法庭第一份陳述書中說：“功乃系共產黨一分子，值茲國難日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