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比穩定不變，將需要輸入億移民，就算把法定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也需要移民億人　。

對於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這樣的移民國家來說，地廣人稀，勞動力總量不足，並不能夠支撐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也同樣需要補充大量移民。澳大利亞聯邦移民部長伊文斯就指出：澳大利亞必須堅持大量吸納移民的政策，是考慮到如果不增加吸納新移民，澳大利亞人口不到五年便會老化，經濟將會受到嚴重影響。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卻存在大量勞動力過剩，並且還在以爆炸般速度繼續增長。在未來40年，全球人口有望增長26億，從目前的65億增長至2050年的91億，但幾乎所有的增長都將集中於欠發達地區。這些地區的人口可能會從目前的53億增長到2050年的78億，與發達國家的人口負增長現象形成鮮明的對比。

世界人口結構的畸形變化，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人口結構和人口增長上存在的巨大反差，自然會加速全球人才的流動與競爭。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在快速增長，自身的產業和經濟規模卻提供不了那麼多就業機會，就必然會促使遭遇經濟困難的人們離開家鄉尋求發展。同時，發達國家延遲退休年齡、透過分工協作提高效率、實現區域人才自由流通等措施，依然解決不了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就必須會選擇獲得大量移民進行補充。

自然，即使發達國家經濟結構不以知識產業為主，可替代性強的低端產業也並沒有太多外包，任何一個國家也只會更歡迎那些能做出更大貢獻的傑出人才，以及那些能為本國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投資人士。儘管當地人不願做的家傭、清潔、建築等工作也長期需要外國勞動者，低技能移民的進入並不造成本土勞動者的薪酬降低、就業受影響。但是從長期看，這些低技能勞動者還是容易成為政府負擔，並且因為缺乏跨越語言和文化的能力，在融入當地社會往往相對困難，容易形成種族對立問題。

因此，從整體來說，發達國家包括任何一個接受移民的國家，尤其是在申請成為本國的永久居民或公民這一點上，採取“選擇性”的移民政策都會成為一種必然：要麼是本國公民親屬優先，同族裔血統優先；要麼就是人才和投資者優先，讓移民政策為人才戰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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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產業轉移

伴隨著科技革命，世界經濟的產業結構進行了多次調整。當某些高新產業能夠創造越來越多的生產價值時，當產業價值鏈大部分利潤日漸流入到智力生產環節時，發達國家就會越來越多地發展耗能低、耗材少、附加價值高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同時保持對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研發、品牌、營銷、產品設計等產業鏈高階部分的控制，而將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知識密集型產業的低端部分，逐漸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海外地區。

成本更為廉價，是成為國際產業轉移地的首要因素。不僅僅是勞動力、土地要廉價，也還需要有更小的政治、社會、政策的成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主要出現過三次國際產業轉移大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向日本、西德等國家轉移，自己則集中力量發展半導體、通訊、電子計算機等新興技術密集型產業。這一時代，日本的高階人才幾乎將前往美國學習、培訓、研究、工作，視為成材的必經途徑。

第二次是在20世紀60至80年代，日本等開始將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等國家或地區，自身則開始產業升級，重點發展積體電路、精密機械、精細化工、家用電器、汽車等附加價值較高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日本開始出現大規模的人才回流，而亞洲“四小龍”的人才大量外流，並伴隨著比例相當高的人才流失。

第三次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美、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發達國家或地區，將低端產業轉移到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亞洲“四小龍”的人才開始大量回流，留學人才迴歸比例在產業升級之初大多超過五成，而中國、印度則成為歐美新興主要的人才輸送國。

國際產業轉移會帶來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當這些工業國家在承接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中，逐漸掌握一定程度的技術，從仿造中學會創新，則必然會向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升級。另外，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新興工業國家從事製造業的優勢會逐漸遞減，跨國企業必然開始把這些低端產業轉移到成本更廉價的國家和地區。這會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