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中留學人員創辦的企業佔全部企業的30％。

在中國香港特區，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畢業於英國利物浦大學，現特首曾蔭權也曾在哈佛大學留學。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2008年世界大學排行榜，香港進入50強大學有3所。香港的教育已經非常國際化，但是各領域的精英依然相當部分是海歸。因此，2008年5月20日，香港特區政府公佈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人選，被媒體披露8位副局長有5個擁有外國籍，就像臺灣總統馬英九等政府官員以前也有過美國綠卡一樣，引人注目。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存在海外人才銀行的儲蓄（3）

在中國大陸，政治領域中的周恩來、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都在海外留過學。目前，中國科學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國家重點專案學科帶頭人的72％、*直屬高校校長的78％，博士生導師的63％，國家級、省部級教學、研究基地（中心）、重點實驗室主任的72％，都有過留學經歷。中國大多數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新經濟或高科技企業都是海歸建立。據不完全統計，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投資創辦的企業約佔我國外資企業總數的70％，投入的資金大約佔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60％。

在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和外孫拉吉夫？甘地在80年代分別擔任總理，都是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的海歸。現任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曾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印度的基礎經濟並不牢固，而今天的相對繁榮主要靠資訊產業拉動經濟增長，而這歸功於海外印度裔帶來的外包業務。海外印度裔的匯款是印度第一大外部直接資金來源。2004年，印度引進外資總額大約50億美元，而從海外收到匯款卻高達217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因此，有人形容，如果沒有海外印度裔與海歸，印度肯定一窮二白，什麼都不是。

在新加坡，李光耀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和劍橋大學，吳作棟在美國威廉斯學院深造並獲得碩士學位。李顯龍先後在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就讀，三任總理全部都是海歸。

新興國家和地區不約而同地出現“海歸時代”，這並不是說一定要重用海歸，或者海歸就一定是人才。一個完善的人才機制不應該去問這個人才是“海龜”還是“土鱉”，重要的是“適才適用”。在人文領域，海歸能夠提供國際化的視野、經驗、理念，這對本土人才是一種補充。在無國界的科技領域，海歸優勢可能不只是“補充”了國內技術領域的空白，那些畢業於世界頂尖名校的海歸還可能掌握了更先進關鍵的科技。這對中國崛起意義重大，例如“兩彈一星”功勳獎章23名獲得者，就有21人是海歸。沒有那批海歸，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崛起。

這一現象歸結於中國大學的科研實力與培養科學家的能力，與世界頂尖名校還有很大的差距。全世界也只有美國的大學，敢自稱國內頂尖就等於世界頂尖。本土培養的頂尖人才不等於世界頂尖人才，而對於一個志在成為世界大國的新興國家來說，他們需要的的人才卻不僅僅是國內頂尖，還需要具備國際競爭力。因此，這樣來看，這些新興國家不約而同地出現“海歸時代”，就並不是“崇洋媚外”的跡象，而是重視人才的必然結果。

無論莫漢？辛格、李顯龍還是馬英九、曾蔭權，引領海歸潮的留學生不是哈佛、劍橋就是牛津出身，這些世界級名校生即使在歐美本土發展，也一樣會成為社會“精英”。同時，非世界名校畢業、尤其是畢業於教育實力甚至不如國內名校的海歸，迴歸後卻出現了大量“海待現象”。這也證明了“海歸時代”並非濫竽充數，而是新興國家發展中的一種理性選擇。

人才回流的發生

有許多研究認為：“人才回流”是一種經濟學現象，當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4000美元以上、產業技術資本密集達到　60％以上、第三產業貢獻率達到64％以上的時候，人才將大幅度迴歸。調查也顯示，當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5％以上、研究開發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以上、科學家工程師人均研究開發經費每年6萬美元以上、從事研究開發的科學家每百萬人口有1500人以上，歸國的海外人才也會大幅度增加。

所以，一般在人才輸出國的境況改善到足夠有吸引力之前，大規模已經移民的人才返回現象極少發生。當義大利北部成為非常富裕的地區之後，早先移居到德國和美洲的義大利人被吸引回來；而早年遷移到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俄羅斯人回到了俄羅斯聯邦，則是因為國家開始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