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動起來，”他對他的顧問們說，“我可能被斥為賣國賊；如果不採取行動，就要被指責為在危急存亡關頭沒有盡到責任。”

戈林把住在伯希斯特加登的總理府國務秘書漢斯·拉麥斯召來，徵求他在法律上的意見；他又從保險櫃裡拿出一份1941年6　月29日希特勒的命令。

這道命令規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時，戈林將是他的繼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視事時，戈林將代表他。大家一致認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在最後時刻與各個軍事指揮部和政府機構割斷了聯絡，他已不能視事，因而戈林根據這道命令有明確的責任把權力接管過來。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給希特勒打了一個電報。他要把這一權力的委託肯定下來。

我的元首！

有鑑於您已決定留守在柏林堡壘內，請問您是否同意我根據您1941年6　月29日的命令，馬上接管帝國全部領導權，代表您在國內外充分自由地採取行動？如果在今晚10點鐘還沒有從您那裡得到迴音，我將認為您已經失去行動自由，並且認為執行您的命令的條件已經具備。我將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採取行動。您知道在我一生這最嚴重的時刻我對您的感情，非語言所能表達。願上帝保護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難迅速來此。

您的忠誠的赫爾曼·戈林。

就在當天晚上，希姆萊與伯納多特伯爵正在幾百英里之外的波羅的海邊盧伯克的瑞典領事館內進行會談。忠誠的海因裡希——這是希特勒對希姆萊的呢稱——並沒有要求繼承權力；他已經在行使這種權力了。

他告訴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偉大生命快要結束了”。他說，一兩天之內，希特勒就會與世長辭。因此希姆萊催促伯納多特馬上告訴艾森豪威爾：德國願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萊又說，在東方，戰爭仍將繼續打下去，直到西方國家來接替這一抗俄戰線為止。現在這個自攬第三帝國獨裁權力的黨衛隊頭目竟是這樣的天真，或者說竟是這樣的愚蠢，或者說竟是這樣的天真和愚蠢！當伯納多特要求希姆萊將他的投降請求寫下來的時候，他匆匆地在燭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為那天夜裡英國空軍前來轟炸，盧伯克的電燈全滅了，他們兩人是在地下室商議的。希姆萊在信上籤了字。

戈林與希姆萊很快地發現，他們的行動都失之過早了。雖然希特勒與他的部隊和政府部長們的聯絡，除了無線電之外，都被切斷了（因為到23日夜間，俄國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對柏林的包圍），但是現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夠控制德國，而且只要他透過懸在地下避彈室上空的氣球裡的嘰嘰作響的無線電發報機講一句話，就能夠敉平“叛國陰謀”，即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隨者所發起的“叛變”。

斯佩爾和另一位出色的婦女目擊者（關於她在柏林最後一幕戲的動人表現，下文即將述及）曾詳細地記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電報時的反應。斯佩爾是在4　月23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飛機到被圍的首都來的，飛機降落在離總理府只有一個街區的橫貫動物園的東西軸心大街東頭的勃蘭登堡門附近。斯佩爾獲悉希特勒決定留在即將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訊息之後，特地前來與元首告別並向他坦白承認，由於“對個人的忠誠與對國家的責任之間的矛盾”（這是他自己的話），他不能不違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估計他會以“叛國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槍斃，毫無疑問，如果獨裁者知道斯佩爾在兩月以前曾試圖要殺害他以及其他沒有被施道芬堡炸死的人時，他一定會把他槍斃的。

原來這位傑出的建築師出身的軍火部長雖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其他的德國人一樣，終於覺悟了，雖然為時已遲。當他最後知道他的親愛的元首決定要透過焦土政策毀滅德國民族時，他下定決心要刺殺他，他的計劃是在柏林地下室召開全體軍事會議時將毒氣送進通風裝置。因為不只是將領們，而且戈林、希姆萊和戈培爾等人一定會參加會議，他希望將第三帝國的全部納粹領導和最高統帥部徹底消滅掉。他弄到了毒氣，檢視了空氣調節系統之後發現花園裡的空氣進口管子上裝上了一個12英尺高的煙筒，這是希特勒為了防止破壞親自下命令安裝的。他發覺將毒氣注入煙筒而不被花園裡的黨衛隊衛兵發現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棄了他的計劃，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算。

現在，在4　月23日那天的晚上，斯佩爾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絕執行盲目破壞德國殘餘裝置的經過。使他大吃一驚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憤恨，也沒有發脾氣。也許希特勒為他的年輕朋友——斯佩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