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革就必須要清除這些阻力。在張居正時代，被清除的中下級官員多如牛毛。而這些被清除的人往往會撫慰著疼痛的屁股聚集在一起，這大概也就是後來顧憲成在無錫一講學，就有許多人鼓掌相賀的原因。在這些人看來，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屁股上都捱過不同程度的拍打，所以，聚集在一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萬曆八年（1580年），顧憲成與兩個人組成“三元會”，意在指斥朝廷之上的渾濁氣息，事實上，他針對的還是張居正的改革。直到張居正死後還大罵張居正的新政是神奸詭計。

我們可以想一下，每天都把時間用在詛咒一個人的人定有變態的本性！顧憲成就有這方面的嫌疑。若按照常理來推論，被他一直叫罵的張居正一死，他應該高興，並不再罵人了才對。可他並不，而是將憤怒又投向了張居正死後的內閣。

萬曆十二年（1584年），張居正被抄家奪諡，當時的內閣首輔王錫爵看到張居正的下場後，馬上轉向，堅決不支援張居正的改革了。在萬曆皇帝的幾句話下，張居正的改革措施一併廢除。這樣產生的一個後果就是：內閣又恢復到了以前的悠閒狀態。當然這種悠閒恐怕也並不是什麼事情都沒有，但與張居正當國時的忙碌操勞一比，王錫爵就成了無所事事的閒人。

顧憲成自然也看到了這種反差，他雖然不贊成張居正的改革，但他也絕對不贊成內閣只吃飯不幹活。他頻繁地發表議論，表示出了對內閣首輔的強烈不滿。

萬曆十三年（1585年），曾在張居正被抄家一事上傾盡全力的言官李植、江東之等被王錫爵拿下，被張居正打過屁股的沈思孝、趙用賢替李植喊冤，大罵王錫爵是小人。兩方各不相讓，遂成派別，明末黨爭就此開始。過不久，“京察”開始。所謂“京察”就是對官員的考核，明時每六年舉行一次大京察。而對京察起作用的則是一群言官，他們的職責就是說話，在每次京察時，吏部提出某些人稱職，某些人不稱職，然後由這些言官最後評定。這一年的“京察”就發生了黨爭。在對某一官員進行評定的時候，內閣的黨羽說他好，和內閣作對的如顧憲成這樣的人就說他不好。反之，亦然。

大家在朝堂之上之所以爭得不亦樂乎，就是因為萬曆皇帝躲在深宮裡睡覺。

接著就是爭國本事件，顧憲成和其他小言官員與內閣進行了長時間的爭鬥。事實上，在國本之爭上，兩派沒有根本分歧，都主張冊立太子，但當權的閣臣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想過分催逼萬曆皇帝，認為多言為無事生非，要長遠一點來看問題；而顧憲成等言官們卻不這樣想，在他們看來，所謂的深謀遠慮根本就是扯淡，我現在看到了皇上不立國本，那麼，就必須要求他馬上立國本。最後，顧憲成把天下百姓搬出來，他自己推測，這是天下百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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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憲成東林講學（2）

眾所周知，從古到今，任何一個人都代表不了天下人，即使聖賢如孔夫子，也還有反對者。顧憲成居然不以為恥地想代表天下老百姓，簡直是荒唐之極。

王錫爵當時就冷冷地說，依你這樣講，就讓人很奇怪了。為什麼朝廷有什麼決定，天下就必然反對呢？

顧憲成讀了那麼多書，反應當然敏捷如猴，立即把球打了回去：我也奇怪的是，為什麼天下有什麼意見，朝廷就必然反對呢。

王錫爵笑了笑，不久，顧憲成被貶回老家當無業遊民。他一回到老家，就將自己在朝堂上的失敗歸結於政治不可玩，玩火者，必將自焚。於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文化。就像一個在生意場上大敗而歸覺得自己不是商人材料的人準備再進修一樣，顧憲成開始在無錫交天下客探討學術，稱之為講學。

此人本身就在嘴上有獨到之處，況且，在朝廷時，與他同道之人多如牛毛。這些人在朝堂之上自然和顧憲成一樣，很難待久。當他們一旦被貶為無業遊民後，自然就找到了顧憲成在無錫的講學之所。

十年後，顧憲成修復了前人留下的東林書院，經過十年與各種各樣人物的交流，顧憲成的學術水平已不是一般。各地來聽他講學的人也多起來，東林書院名聲大振，在許多老百姓眼裡，這裡住了許多好人。而這種好人是與朝廷的壞人針鋒相對的。

但倘若要說，此時已有東林黨，那顯然是對歷史不負責任。首先，顧憲成在東林學院只是講學，他並不像後人傳說中的那樣評議時政。略有頭腦的人就會想到，顧憲成並不像其他被貶的官員一樣受過身體之苦，所以他對朝廷的憤恨並不深，他回到無錫後之所以講學無非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