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一個專賣破爛的地方）來。在學習上表現出的無知，也時常引起他們的毫無顧忌的笑聲。總之，我明白了自己在他們心目中的身分。現在他們再三對我表揚，我頓時有了揚眉吐氣之感。

這天休息時，我在院子裡聽見前偽滿駐日大使老元對別人談論這件事。老元這人心眼極多，可以說眼珠一轉就夠別人想一天的。這個多心眼的人說出一段話，大大觸動了我的心事：

“老溥是個聰明人，一點不笨。他爭取了主動，坦白那些首飾，做的極對。其實，這種事瞞也瞞不住，政府很容易知道的。政府掌握著我們的材料，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多。你們想想報上的那些三反、五反的案子就知道。千百萬人都給政府提供材料，連你忘了的都變成了材料，飛到政府手裡去了。”

照他這話說來，我在自傳裡扯的謊，看來也瞞不住了。

如果我說了出來，會不會像交出珠寶一樣的平安無事呢？一個是政治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能一樣對待嗎？所長可沒說。可是似乎用不著說，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經濟上犯罪也是犯罪，三反、五反案件重的重辦、輕的輕辦，坦白的從寬，應該全是一樣的。

話是這樣說，事情不到臨頭，我還是下不了決心。跟上回不同的是，報上一出現“寬大”二字，我比以前更加想看個究竟了。

三反、五反運動接近了尾聲，結案的訊息多了起來，而且盡是“寬大處理”的。老王是幹過“法官”的，我曾跟他研究過報上的那些案件。每次研究，我總在心裡跟我自己的事情聯絡起來，反覆考慮，能否援用這項政策。後來所方叫我們寫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材料時，我想的就更多了。

政府為了準備對日本戰犯的處理，開始進行有關調查，號召偽滿戰犯提供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材料。那天所方幹部宣佈這件事的時候，有人提出一個問題：“除了日寇的，別的可不可以寫？”幹部回答：“當然可以寫，不過主要的是日寇罪行。”我聽了，不由得犯了嘀咕：他要寫什麼別的？別的當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最大的罪犯當然是我！我家裡的人會不會也要寫點“別的”？

偽滿戰犯對於寫日寇在東北的罪行，都很積極。我們這個組，頭一天就寫出了十多份。組長老王收齊了寫好的材料，滿意地說：“我們的成績不錯！明天一定還可以寫出這麼多。”有人介面說：“如果讓東北老百姓寫，那不知可以寫出多少來。”老王說：“那還用說，政府一定會向東北人民調查的！你看呢，老溥？”我說：“我看是一定的，可不知道這次除了日寇，還調查別人不？”“不調查別人，可是準有人要寫到我們。老百姓恨我們這些人不下於恨日本人呢！”

吃晚飯的時候，是大李來送飯。我覺著他好像特別有氣似的，他不等我把飯菜接過來，放在地上就走了。他走開以後，我立刻想起了我離開靜園的時候，是他幫助我鑽進車廂裡去的。

第二天，我們又寫了一天材料。我知道的不多，寫的也少了。老王收材料時，仍很滿意，因為別人寫的還是不少。他說：“你們瞧吧，以此推想，東北人民寫的會有多少！政府掌握了多少材料！幹過司法工作的就知道，有了證據就不怕你不說。從前，舊社會司法機關認為頂難的就是證據，可是在人民政府這裡，老百姓都來提供材料，情形就不同了。”我聽了這話，心裡又是一跳。

“政府掌握了材料！”這話我不是第一次聽說了。今天早晨，我們議論報上一條關於捕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訊息時，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這句話。報上這條訊息中說，一九三五年殺害了紅軍將領方誌敏的劊子手，已經在湖南石門的深山中捕獲了。這個劊子手在湖南解放後，先藏在常德縣，後來躲到石門的深山裡，繼續幹反革命活動，但是終於給公安機關偵察出來。怎麼查出來的，報上沒說。我心想，這大概又是掌握了材料，大概共產黨從一九三五年就把這個劊子手的材料記下來了。我跟老王學得了一句司法術語，這叫“備案存查”。

第三天，當我寫下了最後的一條材料，忽然聽到樓梯口上有人聲。我扭過頭來，看見有個陌生的中年人出現在崗臺的附近，後面隨著所長。根據經驗，我判斷出這是上級機關來人視察。這位視察人員挨次察看了每間監房，聽著看守長報告每個監房犯人的名字，面上毫無表情。他沒穿軍衣，我卻覺得他像一位軍人，這與其說是由於他的精確適度的每個動作和他的端正的體型，無寧說是由於他的嚴肅的面容。他大約不到五十歲。

“你在於什麼？”他在我們的監房外停下了，這樣問著，眼睛看著我。我沒料到他的聲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