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三要求，總算給了三天的寬限。

從這天起，我開始受到了一種新的精神折磨。這一半是由於吉岡態度上有了進一步的變化，一半是由於我自己大大地犯了疑心病，自作自受。我覺出了吉岡的變化，是由於他在山田乙三走後，向我說了這麼一句話：

“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蘇聯軍的殺害！”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樣子是惡狠狠的。但是讓我更害怕的，是我從他的話裡猜測到，日本人正疑心我不想走，疑心我對他們懷有貳心。

“他們怕我這個人證落在盟軍手裡，會不會殺我滅口？”這個問題一冒頭，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技，我得設法在青岡面前表現“忠誠”。我靈機一動，叫人把國務院總理張景惠和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找來。我向他們命令道：

“要竭盡全力支援親邦進行聖戰，要抗拒蘇聯軍到底，到底……”

說完，我回頭去看吉岡的臉色。但這個形影不離的“御用掛”，卻不知道什麼時候出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預感，在屋子裡轉來轉去。這樣過了一會兒，我忽然看見窗外有幾個日本兵端著槍，向同德殿這邊走來。我的魂簡直飛出了竅，以為是下毒手來了。我覺著反正沒處可躲，索性走到樓梯口，迎上了他們。這幾個日本兵看見了我，卻又轉身走了。

我認為這是來檢視我，是不是跑了。我越想越怕，就拿起電話找吉岡，電話怎麼也叫不通。我以為日本人已經扔下我走了，這叫我同樣的害怕。

後來我給吉岡打電話，電話通了，吉岡的聲音很微弱，說他病了。我連忙表示對他的關懷，說了一堆好話，聽他說了“謝謝陛下”，我放了電話，鬆了一口氣。這時我感到肚子很餓，原來一天沒吃一點東西了。我叫剩下來的隨侍大李給我“傳膳”，大李說廚師全走了。我只好胡亂吃點餅於。

十一日晚上九點多，吉岡來了。這時我的弟弟、妹妹、妹夫和侄子們都已先去了火車站，家裡只剩下我和兩個妻子。吉阿對我和隨行的一些隨侍們用命令口氣說：

“無論是步行，或是上下車輛，由橋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面。無論是誰，經過‘神器’，都須行九十度鞠躬禮。”

我知道這真到了出發的時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著，看祭祀長橋本虎之助捧著那個盛著‘神器’的包袱，上了頭輛汽車，然後自己進了第二輛。汽車開出了“帝宮”，我回頭看了一眼，在“建國神廟”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溝的路上，火車走了三夜兩天。本來應從瀋陽走，為了躲避空襲，改走了吉林——梅河口的路線。兩天裡只吃了兩頓飯和一些餅乾。沿途到處是日本兵車，隊伍不像隊伍，難民不像難民。在梅河口，車停下來，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來到了車上。他向我報告日軍打了勝仗，擊毀了多少蘇軍飛機和坦克。但是在吉林站上，我卻看到一幅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婦女和孩子叫嚷著擁向火車，向攔阻她們的憲兵哀求著，哭號著……在站臺盡頭處，日本士兵和憲兵廝打著……

大栗子溝是一座煤礦，在一個山彎裡，與朝鮮一江之隔，清晨，白霧瀰漫著群山，太陽昇起之後，青山翠谷，鳥語花香，景色極美，在當時，這一切在我的眼裡卻都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礦長的住宅，有七八間房，這種日本式的房間隔音不好，所以成天鬧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這裡，過了兩天驚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就宣佈投降了。

當吉岡告訴了我“天皇陛下宣佈了投降，美國政府已表示對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給以保證”，我立即雙膝跪下，向蒼天磕了幾個頭，唸誦道：“我感謝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岡也隨我跪了下來，磕了一陣頭。

磕完頭，吉岡愁眉苦臉地說，日本關東軍已和東京聯絡好，決定送我到日本去。“不過，”他又說，“天皇陛下也不能絕對擔保陛下的安全。這一節要聽盟軍的了。”

我認為死亡已經向我招手了。

張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參議”找我來了。原來還有一場戲要演，他們拿來了那位漢學家的新手筆——我的“退位詔書”。我站在猶如一群喪家犬的大臣、參議面前，照著唸了一遍。這個第六件詔書的字句已不記得了，只記得這件事：這篇詔書原稿上本來還有那少不了的“仰賴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可是叫橋本虎之助苦笑著給劃掉了。橋本擔任過守護天皇的近衛師團長，後來又做了守護天照大神的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