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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溼潤的南方，洛陽鏟難以發揮作用，一代代盜墓者因此而練就了“望、聞、問、切”的絕活。這四項俏皮地藉助中醫“四診法”來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風水之術，凡“好風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聞，即挖出地下的土聞氣味，精通者能從土的氣味判斷出朝代；問，即走訪鄉村老人，在閒聊古事中獲取墓葬資訊；切，一是指摸捏屍身，獲取從嘴裡到肛門裡的寶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內物品，即可判斷價值大小。

在盜墓者如此“精心鑽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盜，多少生前威風無限、奢侈無度之人，死後被刨墳辱屍，價值連城的陪葬寶物更被洗劫一空。而且越是皇帝這樣的地位尊貴者，越是盜墓者夢寐以求的目標。出於對墓地被盜掘洗劫的擔憂和忌憚，“反盜墓”方法也層出不窮。

最基本的是增加盜掘的難度。比如使用石槨鐵壁，讓一般金屬工具不能破壞；在墓穴邊儲水積沙，遭盜鑿後可以反撲盜掘者；在墓室設定機弩飛箭、伏火毒煙等機關，對盜墓者予以狠狠殺傷。

或者是設定“疑冢”，即建立多個陵墓，釋放虛假、混亂資訊，讓盜墓者不能找到真實墓葬所在。據說曹操就有七十二處“疑冢”；而那個施琅“大將軍”，也有七處“虛墓”。

還有蒙古人獨特的喪葬方式。他們的大頭領死後，派重兵在下葬之處大面積封鎖，將遺體深埋，再將地面留下的喪葬痕跡以“萬馬踏平”。這樣的做法，別說讓盜墓者束手無策，在那地貌單調的大草原上，就是親身參加過葬喪的人，過些時日恐怕也指認不出下葬處。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寢所在是海內外史學界爭論不休的一大謎團。

那麼，這樣的喪葬方式，後人怎麼能找到準確地點來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獨特智慧：落葬之時，在墓地當著羊媽媽之面殺羊羔一隻，完成葬禮後將母羊帶走；祭祀之日，再將母羊帶來，羊媽媽就會一路哀鳴著奔向孩子被殺的那個地方——也即下葬地。當然，這樣的辨認方法無法傳之久遠。

蒙古族人的這個不留標記、萬馬踏平的方法雖然很保險，但很難被絕大多數中國人認同、使用，原因很明顯：受不了讓萬馬在墳頭上踐踏倒在其次，關鍵是，建個豪華大墓本來就是宣揚死者的氣派的事，既是向後人炫耀，又是為後人留下紀念，如果一點標誌都不留下，沒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麼兩樣？極盡哀榮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跡，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發達了而不回家鄉一樣，一點滋味也沒有嘛！

這真是一個兩難的矛盾，多少王公巨室為既要顯生前尊貴和身後榮耀、又要對付盜墓賊的黑手而躊躇不安。

不過這個問題在皇帝那裡好辦一點，因為除了可動用一國之力精心設計、建造森嚴的墓室，還可以讓後代設立守護機構，派重兵四方把守。

問題是，如果這個皇朝完蛋了呢？比如，清朝覆滅了，清朝皇帝的陵寢在民國還有那份安全的尊榮嗎？

從理論上說，應該還是沒有問題。根據1912年清帝退位時《關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的第四條規定：“清帝宗廟陵寢永遠奉祀，民國政府酌設立衛兵保護。”可是在民國那個中國由近代向現代初步轉型、一切都遠未成熟的階段，多少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的法律都成了空文。從政治意義上說，那是被革命推翻的王朝的陵寢，又不是革命烈士陵園；從文物保護上說，那個時代能有什麼像樣的文博事業呢？故宮博物院在文化界一幫精英的呵護下能建設成那樣，已經是奇蹟了。

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寢，從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為清初關外三陵、清東陵和清西陵三個陵區。

關外三陵都在遼寧，為安葬著清太祖努爾哈赤先輩的永陵、安葬著努爾哈赤和皇后葉赫那託（拉）氏的福陵和安葬著清太宗皇太極與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為雍正所闢。雍正得位不正，死後不敢葬在父親康熙身邊，就在北京西南方一百二十公里、河北省易縣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寧山下另建陵區，與原有的東陵相對而稱西陵。這裡埋葬著雍正、嘉慶、道光、光緒四個皇帝及他們的后妃、弟兄、公主、阿哥等八十人。

清東陵位於河北省遵化縣西北部馬蘭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區一百二十五公里，是中國現存建設規模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