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稱善”，遂“入閣專典誥敕”，沒用了三年就成了文淵閣大學士。這大概是文人從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門，是從李白到龔自珍這一路業餘宰相最為夢寐以求的道路。“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明史》本傳）

東陽已有點求變之聲，論詩多附和嚴羽，自然還端著講究形式的臺閣大架子。夢陽譏笑他太“萎弱”，夢陽以他特有的囂張氣質，位卑言高，勇於當“黑馬”，拉起杆子來大幹。與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朱應登，顧磷，鄭善夫，陳沂等號“十才子”，又與王廷相再加上十才子的前六位，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李為冠軍領袖。這一彪不可一世的文學好漢，除了夢陽比陽明小一歲，別人都比陽明小五歲以上。中舉中進士的年頭也相若，夢陽與陽明是同年舉人，次年就及第了。何比陽明小11歲，中進士只比陽明晚一科。無論是李還是何，都沒有直接說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兩句話是《明史》作者對他們文學宗旨的概括。他們顯然是在以復古求解放，想從形式主義的天地中找回文學的真氣，但他們陷入另一種“情寡詞工”的摹擬田地。

總想與人不同出奇制勝的青年陽明，加入李何一路，並不為了追隨時尚，來趕已成時髦的復古思潮。他也沒有追隨人後的習慣，客觀上也並不是加入這個圈子便光榮。他傾向復古是其心路歷程的內在需要。在“隨世”之中有自己的目標，本是他的“過人”之處。再說，復古是孔門中人的總態度。儒家子，在流行與傳統之間，總是覺得傳統才金貴。他的成聖夢就是要越過宋元明上接孔孟門徑，他這些時氾濫百家，包括遍讀考亭之書，都是為了尋找超越時流抵達聖域的道路。正因為他有自己的目的，最後才與這些文士分道揚鑣。

此刻，他還是全力以赴的。黃綰在王氏行狀中說：“日事案牘（做好本職工作），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為文字益工。龍山公（王華）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文字益工是個自然後果，但其志並不全在於此。以他英敏的才智，如此刻苦的力行，取得令人矚目的造詣是可想而知的。黃綰說他與李何諸公“以才名爭馳騁”。自然還並沒取得天下大文名，但也有專門來找他作序記的四方之士。如高平縣縣令楊明甫請王為其新編的《高平縣誌》作序，而且是專“走京師請予序”。

現存陽明全集中，序算是單文的大宗，給別人詩文集作序，還有一些送贈序記。都寫的有特點，有優點，古樸靈動，公平地說，僅就文而言，他比那七子，十子都寫得好。不僅詞工而且義高情腴，還活潑清新，最不可及是尤多體道慕德之語。他已被朋友視為“粹於道”者。

在《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的開頭，他大發古今之慨：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唯道之行為休慼。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

這種認識並不新鮮，難得的是他認同“古之為仕”的行道原則。其實，孔、孟、荀早就講古今之異，而且也是這麼講，他們當時的今已成了陽明所謂的古。看來，除了“羲皇上古”時就沒有不為了〃利其身〃而仕的人了。自然歷朝也有為行道而仕者，只是越“今”越罕見罷了。就說明朝，賣身投靠宦官者大有人在，冒死反抗宦官者也大有人在。陽明此時能夠慕德，堅持為行道而當官，就有著與“今之仕者”中以利害處世，不問是非不顧道義的普通官僚迥然不同的取向，也就有了不同的命運和後果。

他當然也有足夠多的文人雅趣，與朋友同志四時賞景，唱和聯句，但他已經“玩”不起來了，他證道體道的情緒大大壓過了自得其樂的文人習性。一次，重陽節過了十五天，官邸中的花“盛開且衰”，他們的雅集幾乎變成了“新亭對泣”：“相與感時物之變衰，嘆人事之超忽，發為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託辭於觴詠，而沉痛惋悒，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對菊聯句序》）

要說他屬於什麼文學流派，則是“為人生”的一派。應該在“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一線上，只是他的“飢”是精神飢餓，他的“事”是興國證道之事。卻又與曹操，杜甫，元稹，白居易頗不相同，陽明之為人生，有終極關懷，有哲學指向，陽明成了思想家儘管是後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