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寬《鹽鐵論·利議第二十七》）那一套。

居正當國以後，他底主張是富國強兵。要強兵便先要富國。富國不外是開源、節流。在這兩方面，他都盡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是開源，在考成法以外，當然還有節流。

隆慶二、三年間的預算，每年國家收入二百五十餘萬兩，支出四百餘萬兩。（見奏疏一《請停取銀兩疏》）這是一個岌岌可危的預算。當時沒有屋上架屋的構機，也談不到親戚故舊的汲引，所以要節流便不僅是裁減“駢枝機關”、“閒散人員”。隆慶年間的節流是從皇帝和國防入手。這是大處著墨的方法。所以隆慶三年穆宗向戶部索銀三十萬兩，內閣便把歲入、歲出的狀況奏明，請求停取銀兩，其結果穆宗只是說：

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附前疏）

這時的內閣大臣，真是負責任的大臣，穆宗底態度，有一些憊賴，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慶六年居正當國以後，在節流方面，真是“錙銖必較”。神宗開館纂修《穆宗實錄》，居正上疏，請求免循舊例賜宴。他說：

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豈敢為此飲食宴樂之事，非唯於禮有不可，於心亦實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費，動至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奏疏二《辭免筵宴疏》）

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講的時候，請求次年正月早開日講，不必設宴，並免元夕燈火。神宗真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他說：

早吩咐停止了。伺候聖母用膳的時候，都很簡單，逢到節期，只有果宴。

筵宴停止了，光祿寺春節的供應又省去七百餘金。萬曆元年十月，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愛珠飾。

“賢臣才是寶貝，珠玉有什麼用處！”神宗說。

“是呀，”居正再說，“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說，“宮人們喜歡珠玉，但是朕在歲賜上，沒有一次不減省。”

“皇上說到這一點，真是社稷蒼生底福澤。”居正切實感到少年皇帝底“聖明”，同時也替戶部寬心。他知道歲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開支。這年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上疏請買金珠，奏疏發交內閣，居正看到以後，立即封還，切實給他一個否認。

居正底對付韃靼，也隨時考量到國家的財政問題。宣大邊外，俺答底問題解決了。隆慶五、六兩年的撫賞，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己百餘萬，居正在給宣大總督王崇古的信上，曾經說起：“今所與虜者，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公與僕所為國謀者，忠乎否耶！”（書牘四《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他真有些自負。但是他對於薊遼，又是一種感想。薊遼邊外的“屬夷”請求加賞，他認為不值得。他說：

今戶、兵二部，已議為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為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慾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顣而語，屈意而從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然司農所藏，委為國乏，固亦無怪其頻顣也。幸僕今謬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虛心商量，思一長策，著實整頓一番，庶為經久之計。若但拆東補西，支援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弱而莫支，將來必有以為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書牘四《答劉總督》）

應當節省的錢都節省了：光祿寺採辦的錢，世宗末年，每年用十七萬，現在只用十三四萬，節約的力量，一直支配到皇上底御廚。但是節流只是一個方面，主要的方面還是開源。考成法實行了，開源便得到合法的立場。考成法是一根鞭子，它底目標是督促一切政務底進行。但是在財政方面，考成法底成績最顯著。居正說過；“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書牘七《答山東撫院李漸庵言吏治河漕》）這一句揭開居正底懷抱。

“不加賦而上用足”和桑弘羊底“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似乎神秘，實際上一點也不神秘。弘羊底武器是平準法，他打倒當時的富商大賈，把一切囤積居奇底利益，收歸國有，這樣應付了漢武帝時代的財政困難。居正底武器是考成法，他要實收糧賦，停止減免；這樣便可以摧殘當時的一部分大地主，維持國家底歲收。

明朝對於江南和浙西的稅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