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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情形之下，才提到改革。第一個提倡的是浙江巡按御史龐尚鵬。他主張把往年編某為某役的辦法，完全停止：重行核定有丁無糧者，編為下戶；有丁有糧者，編為中戶；糧多丁少，和丁糧俱多者，編為上戶。在這個計劃下面，一縣差役，完全由州、縣官募人充當。力差按照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按照交納之費，略加銀耗，一縣的總數決定以後，按照丁、糧比例，完全派到丁、糧裡面，隨同完納。這就是一條編法。嘉靖四十五年，尚鵬在浙江曾經推行過這個辦法。周如鬥在江西巡撫任內，也奏請推行條編，但是不久如鬥死了，到隆慶初年，由繼任江西巡撫劉光濟再行奏請，隆慶四年，在江西全省推行。（萬曆本《明會典》卷二十）是年十月，龐尚鵬為福建巡撫，奏請推行一條編法。（《明紀》卷三十九）所以條編法底推行，是從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開始的。

條編當然有條編底利弊。隆慶元年戶部尚書葛守禮便曾經揭出“吏書夤緣為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守禮是當時有名的大臣，他底議論，當然有相當的價值，但是他只看到條編底陰影。從大體方面講，條編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徐希明曾經說起：“丁糧差重者派銀亦重，差輕者派銀亦輕，輕重均派於眾，未嘗獨利獨累於一人，雖善於規避者無所用其計，巧於營為者無所施其術。”（《平賦役序》見《圖書整合·食貨典》一五一卷）因此條編底推行，固然由於官吏底提倡，同時也出於當時人民底要求。徐希明看到湖廣茶陵推行條編以後，攸縣人民便要求推行條編，正是一個例項。不過我們應當記得，條編於小民有利，便不免損害許多人既得的權利。希明不曾說過嗎？“大抵此法至公至平，但便於小民而不便於貪墨之官府，便於貧乏而不便於作奸之富家，便於裡遞而不便於造弊之吏胥。”希明親眼看到隆慶、萬曆間的情形，這是他底結論。

居正不是條編底發明者，對於條編底推行，他不會感到發明家底那種母愛的熱忱。而且實行條編，對於居正個人，也許未必有什麼利益。他是當時的首輔，即使不實行，誰能把力差、銀差派到首輔家中嗎？徭役派入丁糧，只增加居正私人底負擔。但是居正代表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他必須從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必須設法緩和階級矛盾，因此，條編法的推行，正與統治階級有利，所以萬曆四年，居正推行條編，當然有他底理論根據。

龐尚鵬、劉光濟在浙江、福建、江西推行條編了，居正底計劃，要把它推行到全國。這便有些和王安石推行青苗相似，但是居正只是慢慢地推行，從容地解釋，他一步一步地前進，不象安石那樣的急迫。讓我重說一遍罷，居正不是王安石，他只是一個現實的大臣。

萬曆四年，居正先把條編推行到湖廣。他和湖廣巡按說起：

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密。此君初任，人皆以為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所建立，必為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為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既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書牘八《答楚按院嚮明臺》）

果然有人提到條編底不便，他們甚至說條編便於士大夫而不便於小民。怎麼辯論呢？居正只有由他；居正說：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不便者，有極言其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旨雲，“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旨罷之。若僕之於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興革，順天下之公而已。（書牘九《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這是萬曆五年的事。經過一年底推行，居正對於條編，更加感到興趣。萬曆五年，他不再說“法貴因地”，只是說：“條編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書牘九《答總憲李漸庵言驛遞條編任怨》）以後經過幾年的推行，到萬曆九年正月，再用詔旨通行全國，一條編法，遂成為通行的法制。

居正六個兒子，敬修、嗣修、懋修、簡修、允修、靜修：尤其是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