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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又有聞警一首：（詩五，約作於嘉靖三十四年）

初聞鐵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北秋，間道絕須嚴斥堠，清時那忍見氈裘。臨戎虛負三關險，推觳誰當萬戶侯？抱火寢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憂。

三十四年九月，俺答犯大同、宣府，十二日後，進犯懷來，北京戒嚴，這首詩大致指此。國家已經亂到這個地步了：皇帝在那裡齋戒禱告，祈求長生；商賈式的嚴嵩在那裡繼續“貨財上流”；清醒的徐階只是束手無策，把整個的心力，精治青詞，逢迎帝心。居正在朝也沒有辦法，何況在野！他底心緒，只向詩集裡傾瀉，最沉痛的是一篇七賢詠敘：（詩一）

餘讀《晉史·七賢傳》，慨然想見其為人，常嘆以為微妙之士，貴乎自我，履素之軌，無取同塗，故有謗讟盈於一世，而獨行者不以為悔，沈機晦於千載，而孤尚者不以為悶，斯皆心有所愜，遊方之外者也。夫幽蘭之生空谷，非歷遐絕景者，莫得而採之，而幽蘭不以無採而減其臭；和璞之蘊玄巖，非獨鑑冥搜者，誰得而寶之，而和璞不以無識而掩其光。蓋賢者之所為，眾人固不測也。況識有修短，跡有明晦，何可盡喻哉？今之論七賢者，徒觀其沈酣恣放，哺啜糟醨，便謂有累名教，貽禍晉室，此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於之心，獨持繩墨之末議，不知良工之獨苦者也。嘗試論之。《易翼》有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語默不同，其撰一也，弛張異用，其旨歸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謨，並容於堯代；箕子佯狂，比干死淨，俱獎於宣尼，豈有異議哉！餘觀七於皆履衝素之懷，體醇和之質，假令才際清明，遇適其位，上可以亮工宏化，贊興王之業，下可以流藻垂芬，樹不朽之聲，豈欲沈淪滓穢，無所短長者哉！

等待罷，到了“遇適其位”的時候，居正決定要做出一番大事業。為國家致太平，為個人求不朽，一切都待著適當的時機。

但是嘉靖三十三年，居正已經請告回籍了，國家大事，只有交付給“貨財上流”的政府，他自己正準備做一個“沈淪滓穢”的人物。在朝廷大政沒有清明的時候，要在外省找一片乾淨土，事實上不可能。地方行政，永遠是中央行政的反映，居正沒有不知道的。在他回到荊州府以後，他只覺得在明代最初一百年間，荊州的情況還好，但是：

其繼也，醇俗漸漓，網亦少密矣，變而為宗藩繁盛，螅��誘��ù�諞�巍Ｔ儔潿�鋦巢瘓��睹袷б擔�窨嚶詡娌ⅰＳ直潿�然г泳櫻�莆比ㄕ��諄滌諭得搖９勢涫敝沃��選７欠蟶蛞忝鞫希�磺幸哉�樘薇祝�飾抻墒て淙味�淇煲印＃ㄎ募�擰毒Ｖ莞�餉�恰罰�

事情是顯然的。宗藩亂政，當然給宗藩以限制；大地主兼併土地，貧民失業，當然給大地主以制裁，機巧變詐的人多，當然只有痛快地施行法治。一切都在居正底眼裡，但是他只是一個在野的人，儘管有加以制裁的決心，但是沒有加以制裁的權勢。他只有種田了，一篇《學農園記》，寫著他底生活：

餘少苦篤貧，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沈病，不能簪筆執簡，奉承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謝屏親故，即田中闢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廬，以愜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間，前田夫、傭臾，測土地燥溼，較穜稑先後，佔雲望祲，以知歲時之豐兇。每觀其被風露，炙熇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飢；歲小不登，即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黃雲被壟，歲時伏臘，野老歡呼，相與為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囂然以娛。雖無冀缺躬饁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詠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復自惟，用拙才劣，乏宏濟之量，惟力田疾耕，時得甘膬以養父母，庶獲無咎。（文集九）

田賦以外，還有商稅。洪武十八年令：“各處稅課司局商稅，俱三十分稅一，不得多收。”（《明會典》卷三十五）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原則是原則，執行是執行，商稅底額外苛求，無形轉嫁，更加重一般人民底負擔。這也在居正底眼中。他說：

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