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白蓮頌》和《請令天下度田疏》未經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刪除，不是無意的逸失。至於高拱墓銘底被刪，當然只是嗣修、懋修底偏見。韓愈論張巡、許遠底後裔，斥為“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類。

這四種著作底編次，也不一律。假如全體都用編年底次序，對於後人當然是一種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類，尤其是詩集、文集，非經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底結果，只是一種假定，不是確定，所以史料底價值，不免受到影響。

幸虧奏疏、書牘底篇次，大體是編年的，所以勉強可以尋得一些端緒，但是編年之中，還不免有些分類底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而後二卷為入閣以前的作品。書牘十五卷，前十三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第十四卷為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的書牘；第十五卷為報知己書，與王世貞、世懋兄弟書，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後。一切都看出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

最詫異的是書牘諸篇底標題。嗣修自言：“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攜來，蓋嗣修等遭家難十餘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裁答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