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的社會地位，對於國家逃避賦稅的負擔，以致造成國窮民困的現象。居正原有的計劃，是要大地主同樣盡國民底義務，他自認“於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

假如我們把萬曆六年清丈的成績，加以分析，我們更可看出這裡沒有什麼“掊克”底氣息。萬曆六年的數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數字，在總數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只有七省，減少的也有六省；南、北兩京直隸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只有十六府、州，如故的兩州，減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見居正沒有“以溢額為功”的成見，否則在他大權在握的時候，決沒有這許多敢和居正抵抗的地方長官。其次如福建巡撫耿定向、勞堪，江西巡撫王宗載，算是和居正接近的了，居正對於福建、江西兩省的清丈，也顯見特別關心，但是這一次清丈底結果，福建從十三萬五千餘頃，減到十三萬四千餘頃，江西從四十萬二千餘頃，減至四十萬一千餘頃，差額固然是很小，但是差額究竟是差額，證實居正沒有“掊克”的存心。至如蘇州田土從一十五萬五千餘頃，減至九萬二千餘頃；更是很大的差額。

這次清丈之後，田額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東三處；全國增加八十一萬頃，單這三處，便增加五十一萬餘頃。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計田土二十六萬九千餘頃，現在是四十九萬三千餘頃；河南舊系四十一萬六千餘頃，現在是七十四萬一千餘頃；山東舊系五十四萬二千餘頃，現在是六十一萬七千餘頃。除這三處以外，廣東舊系七萬二千餘頃，現在增至二十五萬六千餘頃，也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在百分比上更加顯著。

廣東方面，主要的還是“治安”問題。中央力量加強，地方秩序良好，擔負賦稅的民眾和田土，當然會逐漸增加，事情本來簡單。北京、山東、河南，都是畿輔之地，除去建文年間，曾經發生一度的內戰，以及長城一帶，偶然遭受敵人底破壞以外，從開國以來，始終保持良好的秩序，現在的增加，當然與“治安”無關。那麼這是怎樣的呢？

北京、山東、河南都是輜輔，三處的田土，不斷地被勳戚、權貴吸收了，一經集中以後，他們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納稅的義務。居正底政策，是要打擊他們底特權，使他們對於國家，有同樣的負擔。陽武侯便是一個好例。成祖時代，薛祿從徵有功封侯，傳到萬曆年間，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還有自置田土，是否應當納稅，這是一個問題。居正決然地說：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系欽賜者，糧且不納，而況於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準優免，似與律意相合。幸惟尊裁。（書牘十三《答山東巡撫楊本庵》）

萬曆六年清丈，除雲南、貴州因系新闢地方本應增加，及陝西、四川和南京所屬八府、州所加無多，不待研討外，其餘河南、山東、廣東三省，和北京所屬八府，共增七十萬頃，佔去增加額的百分之八十九。居正從政令不易貫徹的廣東，奪獲擔負國稅的田土，這一點也許人還了解；但是他從勳貴盤據的畿輔，奪回擔負國稅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議。他們不說他得罪勳貴，而說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員的時候，一般人不說他整頓學政，而懷疑他得罪聖賢一樣。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覺悟沒有提高的時候，他們對於大地主階級的危害，認識不夠，甚至還會受到大地主階級的利用。張居正主張清丈，和大地主階級的利益，直接發生衝突，他在身後，招致不少的詆譭，也許這也是一個原因。但是居正說過，“得失譭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書牘十二《答南學院李公》）居正對於一般的譭譽，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這一次的清丈，無意中代表一個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全國人民，對於國家的義務，要求公允的負擔。但是事實上的成績還是很小，畿輔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萬二千餘頃，山東七十二萬四千餘頃，河南一百四十四萬九千餘頃，其實只剩百分之六十七。其餘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勳戚權貴手裡，居正無如之何。二百年來積累的政治勢力，在當時不是片時可以剷除的事物。

萬曆六年十二月，命纂宗藩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