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學生賣肉沒什麼了不起”。

許智宏：這句話肯定是有語病的，我想糾正一下我在什麼條件下講的。我記得在，可能在前年的人大常委會上討論大學問題的時候，因為我也是人大常委，有人大常委就提出，怎麼回事，北大學生還有賣肉的。我就跟他們說了一下，這個事情有，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學。但是我是有這樣幾層意思：一個北大的理念，肯定我們要透過我們的教育使同學得到應有的知識學以致用；另外我覺得對於北大的學生來講，我們所追求的做每一樁事情，他應該爭取做到最好，中國老話講“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不管做什麼事情他應該做到最好。第三我講了在中國當前的狀況下，作為校長我也很難確保我畢業的學生一輩子，他都是在一個他理想的崗位上，所以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有順利的時候，也有挫折的時候。北大的學生，就要有應對這種挑戰，應對這種挫折的能力。北大的學生，關鍵是出來了應該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大概我的全面的我記得我在人大常委會上，大家討論的時候，我的意思是這樣。但是媒體登出來的時候，我也覺得很茫然，後來傳到美國更有講，許校長就是主張北大的學生可以賣肉。

陳偉鴻：同樣大家會非常贊同您說的。確實北大要培養的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才，但是我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繼續和您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知道北大作為一家非常著名的教育機構，那麼每年的經費可能需要20個億。那麼如果說平均到3萬名學生的身上的話，一年可能要花六七萬，那麼4年下來大概就是20來萬。如果說您的這些學生每個人可能都平均20多萬，如果他成為了一名學者，他成為了一名企業家，可能大家覺得物有所值。那如果說當這20多萬花在這些走出校門之後，他們從事的是賣肉的工作的話，作為校長您會不會覺得這20多萬花得有點可惜。

許智宏：我糾正一下，實際上一個研究型大學的北大，相當一部分我們的教授承擔著國家的科研任務，這個不能把它簡單地分到各個學生的頭上，因為這個就像科研院所一樣。很多研究院承擔研究任務，這個要給國家交差的，這個並不是教育經費。所以這個意義上來講，實際研究型大學的成本是高的。但是當然我真是由於這樣成本高我就必須培養我的學生能夠為社會有用，能夠做出貢獻。我們當然希望避免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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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學（5）

陳偉鴻：我們也特別希望看到您所說的，每一個從大學走出來的學生他們都能夠找到理想的工作，但同時我想，從家長的角度來說教育也是一個投資，我們辛辛苦苦讓一個孩子上大學，如果說學了4年出來，他從事的是這樣的比較簡單的工作的話，可能我們覺得難以接受，似乎沒有體現大學的價值。我不知道我們在探討這個話題的時候，鄭淵潔先生是不是心中有一些慶幸，因為你沒有進入到這樣流水線當中來，你是一個特別特立獨行的這種人，兒子在13歲的時候就被你勒令不要去上學了。

鄭淵潔：是他不想上了。因為他從小，上小學之前我對他的教育就是說，首先我覺得人最重要的教育就是作為家長和師長來講，是道德品質教育，首先做一個好人。這個道德品質教育是什麼，我覺得就是說尊重他，讓他活得有尊嚴，這樣他才會尊重別人。但是他上了小學以後，我發現老師對他的尊重是有條件的，就是說你只要考得好我就會尊重你，你只要考得不好，考試成績，就會貶低他。

陳偉鴻：那您的兒子其實是在你自己的培養之下，現在看到今天的兒子，你覺得他沒有繼續這樣的校園教育，沒有去讀大學是一種慶幸？還是一種遺憾？

鄭淵潔：我覺得還行，他非常尊重別人，他非常有禮貌。這一年來，我露面以來經常有媒體的女記者採訪我，有時候兒子也在場，完了以後她就跟我說，說鄭淵潔，你照著你兒子的樣給我們辦一個男友培訓班，說我們現在就見不到這樣的男孩。

陳偉鴻：我覺得剛才鄭先生雖然說，整個培養下來他的感覺是還行，但我覺得這當中有非常多謙虛的成分，在其實說出來的時候，也有很多的愉悅感，因為孩子畢竟上按照自己想象的這樣的一個成功的模式來培養的，那就說去了學校，有可能他會失去這些最可貴的東西。孫先生，你會不會有這種感覺呢？

孫東東：我覺得教育，鄭先生實行的是因材施教，而且他最瞭解他兒子，父子關係嘛。但是我覺得他用在他家裡可以，但不能在社會上推廣。

陳偉鴻：不能推廣？

孫東東：不能推廣！這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