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向世界各地投送兵力的能力。美國的“制空權”則更為壯觀：它的2　000多架重型轟炸機曾把希特勒的歐洲炸得稀爛；它的1　000架超遠端B…29型轟炸機曾使許多日本城市化為灰燼。現在它又有了像B…36型轟炸機那樣更為強大的噴氣式戰略轟炸機。最重要的是，美國壟斷著原子彈，可對任何未來的敵人實施像廣島和長崎那樣可怕的毀滅性打擊。然而，正像後來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的軍事力量其實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強大（美國只儲備有幾枚原子彈；而且顧及使用原子彈也會引起很大的政治後果），美國也難以運用其軍事力量來影響像蘇聯這樣相距遙遠、充滿懷疑、像謎一樣的國家的行為。但是，在朝鮮戰爭前，美國的這種飄飄然的自我優勢感並沒有被觸動；由於那麼多的國家請求美國提供貸款、武器和軍事援助，這種感覺還有所加強。

鑑於美國所處的非常有利的經濟和戰略地位，美國的勢力在1945年後便向外迅猛發展。這對於熟悉國家政治史的人來說，是不足為奇的。隨著傳統大國的衰敗，美國穩步地填補了它們撤走後所留下的真空。在變成了頭號強國後，美國就不會再把自己侷限在自己的疆界內，或者自己所處的半球內。毋庸贅述，戰爭本身是美國勢力和影響向外擴張的主要根源。例如，1945年，美國在歐洲駐有69個師，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駐有26個師，而在美國本土卻一個師也沒有。美國因負有重建日本、德國（以及奧地利）的政治義務，所以它就“呆在那裡”；美國軍隊在太平洋上是越島作戰，並進入北非、義大利和西歐戰鬥過，因此便在這些地區留駐軍隊。但是，許多美國人（特別是軍人），希望在戰爭結束後能很快回國，將美國武裝力量的部署恢復到1941年以前的狀況。這種想法雖使丘吉爾大吃一驚，並引起了奉行孤立主義的共和黨人的注意，但要使時鐘倒轉是不可能的。猶如1815年後的英國人那樣，這次輪到美國人發現他們在各地的非正式影響已發展成為無法擺脫的更加正式的影響了。像英國人一樣，每當美國人想畫一條安全界線時，他們就會發現“不安全的新邊疆”。“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時代”已經到來了。

這種新秩序的經濟情況至少是人們可以預料到的。在大戰中，國際法學家們（如科德爾·赫爾）就曾正確地指出，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性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際經濟機能失調引起的。具體地說，是保護主義的關稅、不公平的經濟競爭、獲得原料的途徑有限、政府閉關自守的政策引起的。這種18世紀啟蒙運動的“不受阻礙的貿易意味著和平”的信念，受到了出口型工業的有力衝擊。出口工業界擔心，如果不開闢新的海外市場來吸收產量激增的美國產品，隨著戰後美國政府開支的減少，出口工業就會衰退。此外，美國軍方堅決（甚至過分地）主張，美國應控制（或可以不受限制地獲得）關鍵性的戰略原料，如石油、橡膠、金屬礦藏等。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便使美國致力於建立某種有利於滿足西方資本主義需要（尤其有利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最大限度繁榮起來）的國際新秩序。這一新秩序從長遠看，符合亞當·斯密的保證：“不受阻礙的貿易越能提高資源分配的效率，全面提高生產率，進而增強所有人的購買力就越有可能。”這樣，在1942—1946年間，世界上便出現了一系列國際經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後來還締結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在這一新的經濟制度下，希望能保證獲得復興與開發資金的國家，發現自己不得不屈從美國的要求，同意自由兌換貨幣和開展自由競爭（就像英國人那樣，儘管他們還努力保持帝國特惠制）；否則就須像俄國人所做的那樣，發現這一制度與其社會主義控制制度水火不容時，完全避開這一制度。

這些安排在實踐中是有缺陷的。第一個缺陷是所提供的資金根本不足以醫治6年總體戰造成的巨大創傷。第二個缺陷是，放任自流的體制必定只對競爭能力最強的國家有利，也就是說，只對未受戰爭破壞、生產力膨脹的美國有利；而對那些因受戰爭破壞、裝置差、競爭力弱的國家，如：邊界已變動、難民成群、房屋被炸、機器破舊、債務深重、失去市場的國家卻非常有害。直到美國察覺歐洲普遍不滿，蘇聯的影響日益擴大的危險同時出現時，它才被迫制定了“馬歇爾計劃”，答應為大規模恢復“自由世界”的工業提供鉅額資金。但是，到這時已出現了美國的經濟擴張與美國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訂立安全條約齊頭並進的局面。這與英國在1815年後四處建立基地、訂立條約的情況有許多相似之處。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