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的政治前途毫無興趣（正如1945年8月所表明的那樣）。因此，俄國與西方在歐洲問題上的爭端在地理上不會只限於歐洲。這還因為，雙方爭論的原則具有普遍性，例如，是實行自治還是照顧國家安全，是實行自由經濟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等等。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還使從巴爾幹半島到東印度群島的廣大地區發生了社會動盪和政治###。即使在沒有直接受到德、意、日侵略軍蹂躪的國家（如印度、埃及等國），由於進行了人力、物力和思想動員，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的社會秩序被打亂，殖民政府威信掃地，地下的民族主義政黨得到發展，抵抗運動的力量不斷壯大。它們不僅專心致力於爭取軍事上的勝利，還要求進行政治改革。換句話說，1945年的世界形勢充斥著政治###。這種###既可以對大國希望儘快恢復和平時期的穩定造成威脅，也可為掌握普遍適用的理論的每一個超級大國創造機遇，以爭取從崩潰的舊秩序的廢墟上站立起來的許多民族的支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對所有反對德國和日本統治的抵抗組織都提供援助。1945年戰爭結束後，這些組織繼續要求得到援助也是很自然的，儘管它們都在忙於與敵對組織爭權奪利。在這些組織中，一些是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而另一些則與共產黨不共戴天。這就使得莫斯科和華盛頓的決策者們更加難以區分地區性爭端與全球性爭奪。希臘和南斯拉夫發生的事件表明，地區性的國內爭端可以迅速發展成具有國際意義的事件。

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14）

俄國與西方之間發生在歐洲以外地區的第一次爭端，源於戰爭期間同盟國達成的特別協議。1941—1943年，伊朗處於美、英、俄三國的共同軍事保護之下。這一方面可以確保伊朗站在同盟國一邊，另一方面可使美、英、俄三國任何一國都無法從德黑蘭當局那裡得到過多的經濟利益。到1946年初，莫斯科不僅未從伊朗撤軍，反而還似乎對伊朗北部的分裂主義分子（親共產黨分子）的活動予以支援。這更加深了本來就擔心俄國人對伊朗施加過大影響的英國人的不滿。不久，杜魯門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俄國軍隊撤離後，伊朗軍隊立即鎮壓了北方各省分裂主義分子的活動，並取締了共產黨。這不僅使華盛頓感到非常滿意，而且還證實了杜魯門確信的對蘇聯採取“強硬立場”的有效性。正如烏拉姆所指出的那樣，伊朗事件“在遏制理論出臺之前就證實了它的作用”，並使華盛頓做好了心理準備，對俄國在其他地區的行動也將如法炮製。因此，希臘內戰的繼續進行，莫斯科對土耳其施加壓力讓其在使用海峽和卡爾斯邊界爭端問題上做出讓步，以及1947年英國政府宣佈它已無力再對希土兩國承擔義務，這一切便導致了美國公眾的強烈反響（這是“杜魯門主義”賴以產生的基礎）。早在1946年4月，美國國務院就提出，必須支援“英國和英聯邦的交通”。美國決策者逐漸接受了上述意見。並且，他們還開始把在可以阻止俄國向東地中海和中東擴張的那些國家裡，即“北部”發生的各種危機聯絡起來考慮。這些情況表明，美國對外政策中的理想主義立場是如何迅速地與地緣政治的考慮結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完全為地緣政治的考慮所代替的話。

西方國家在注視共產主義的全球性擴張的同時，也看到了遠東正在發生的變化。荷蘭人很快會被蘇加諾領導的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族主義運動組織，從東印度群島趕出去；法國人不久即被捲入了胡志明的越盟領導的武裝鬥爭；英國人也不得不在馬來亞進行反暴亂活動。即使在蘇伊士運河以東沒有共產黨，這些老牌殖民大國也會採取同樣的行動（另一方面，在20世紀40年代末之前，要聲稱上述暴亂分子是由莫斯科操縱的，就可能得到華盛頓的同情和援助。法國也是得到軍事援助的例子）。但是，在南亞發生的所有挑戰，都不如“失去”中國對美國的震動大。從19世紀美國傳教士進入中國以後，美國就向這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進行了大量文化、心理“投資”（財政投資較少）。而且，這些“投資”的規模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蔣介石政府報紙的宣傳而誇大了許多倍。美國感到它在中國有一種超出宗教意義上的“天職”。即使國務院和軍界的某些官員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但是他們的觀點卻往往不能被公眾輿論所接受，特別是不能被共和黨右翼人士所接受。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共和黨中的右派才開始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世界政治。

這些年在東方出現的政治###和動盪局勢多次使華盛頓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