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1960年首次試驗原子武器的訊息傳到這位將軍那裡時，他高呼：“法國萬歲！從今天早上起，她更加強大了，更加驕傲了。”他決心使法國的核威懾力量保持完全的獨立，憤怒地拒絕了華盛頓向法國提供類似給英國的那種“北極星”導彈系統的建議，因為肯尼迪政府附加了不能接受的條件。雖然這意味著法國自己的核武器計劃要耗費整個防務預算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多達30％），但戴高樂及其後繼者卻感到這一代價是值得的。與此同時，他著手使法國脫離北約組織的軍事結構，在1966年把該組織的總部從巴黎趕走，關閉了所有在法國領土上的美國基地。與此相配合，他設法改善了法國同莫斯科的關係；在莫斯科，他的行動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孜孜不倦地宣傳歐洲自立的必要性。

戴高樂令人驚奇的行動並不只是靠高盧人的花言巧語和文化驕傲搞起來的。法國的經濟在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和其他美國饋贈支援下獲得了發展，並受益於歐洲20世紀40年代末期之後的一般經濟恢復，在近20年間有了迅速的增長。雖然在印度###（1950—1954年）和阿爾及利亞（1956—1962年）的殖民戰爭一時轉移了法國資源的使用方向，但這並不是不可糾正的。在1957年組織歐洲經濟共同體時，法國透過談判爭得了符合國家利益的極為有利的條件，因而得以受益於這一規模較大的市場，與此同時著手改組本國的農業和進行工業現代化工作。戴高樂對華盛頓非常苛刻，堅決阻止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但在1963年同阿登納領導下的西德進行了戲劇性的和解。他經常鼓吹歐洲有必要自立，脫離超級大國的控制，記住自己過去的光榮和合作（自然由法國帶頭），追求平等的光榮命運。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語言，但是這些語言在鐵幕兩邊都引起了反響，為許多厭惡蘇美政治文化的人所歡迎，更不用說厭惡蘇美對外政策的人了。

然而，到1968年，戴高樂本人的政治生涯因學生和工人的造反而受到了影響。現代化所引起的緊張情況和法國經濟仍處於相對的中等規模（1963年佔世界製造業產量的），意味著國家沒有足夠強大的實力來扮演此位將軍已設想好的發揮影響的角色；儘管他向西德人提出了特別協議，但後者不敢放棄它同美國的緊密聯絡，而波恩的政治家們知道，作為最後的一著，美國始終是他們所著重依賴的。而且，1968年俄國無情地粉碎捷克的改革表明，這個東方的超級大國不打算讓它勢力範圍內的國家按照自己的政策行事，更不要說讓它們成為以法國為首的、全歐洲範圍的聯合組織的成員了。

縱然如此，戴高樂由於過分自信的行為已經象徵著和加速了事態的勢不可擋的發展。同美蘇比較起來，西歐國家在軍事上是軟弱的，但它們的武裝力量同1945年以後的年代相比仍然強大得多，其中兩個國家擁有核武器，並正在發展投射系統。從經濟上說，正如下面將詳細討論的那樣，“歐洲的復興”已經獲得了光輝的成就。事情還不止於此，儘管俄國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冷戰時代把歐洲分裂為不透氣的封閉集團的格局正在受到削弱。維利·勃蘭特奉行的令人注目的同俄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1969年和1973年間同東德政權（起初是很不情願的）的和解政策（主要在承認1945年的國界為永久性國界的基礎上進行和解），開創了東西方頻繁接觸的活躍時期。西方的投資和技術穿過鐵幕滲入進去，並且這種“經濟上的緩和”還擴充套件到文化交流、（1975年）赫爾辛基人權公約、防止發生未來軍事誤解方面的交流活動，以及實現共同裁軍諸領域。超級大國對所有這一切都給予了支援，這是因為它們本身具有一些適當的理由，並且也不可避免地作了某些保留，尤其是蘇聯方面。但是，可能最重要的事實是歐洲人本身在推行友好睦鄰關係方面所施加的持久的壓力，因此，甚至當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變得冷淡的時候，不管是蘇聯還是美國在將來都極難制止這一程序。

就兩個超級大國來說，在使自己適應這種新的、多元性的國際環境方面，美國人所處的地位比俄國人有利得多。不管戴高樂採取何種反美姿態，都比不上下述事件的嚴重性：中蘇邊界衝突、取消雙邊貿易、意識形態方面的爭吵，以及全球性的外交上的鬥爭（到1969年，這一點促使某些觀察家認為蘇中之間發生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美國政府多麼憎恨法國的行為，它幾乎不需要因為這種爭吵重新部署自己的武裝部隊。不管怎樣，北約組織仍被允許保留穿過法國的飛行過境權和輸油管系統；巴黎保持著同西德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