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看法已經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

這並不能說毛澤東的中國已經成長為羽毛豐滿的第三個超級大國。從經濟上說，中國還有許多問題——而中國的領導人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又使這些問題更加嚴重起來，隨之使一切經濟發展中斷和處於不穩定之中。儘管中國可以誇耀它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陸軍，但它的民兵可能不是蘇軍摩托化步兵師的對手。同蘇聯正在擴充的艦隊比較起來，中國的海軍微不足道；它的空軍雖然規模很大，但主要是由較舊的飛機組成的。它的核發射系統正處於初創階段。儘管如此，除非蘇聯準備不惜冒險刺激美國人和不顧世界輿論，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核進攻，否則，任何較小規模的作戰行動都可能迅速造成巨大的傷亡——中國人願意接受這一點，但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政治家們卻並不太願意這樣做。所以，毫不奇怪，隨著蘇中關係的進一步惡化，莫斯科理所當然地要不僅表示出同西方舉行限制核軍備會談的興趣，而且還加快了同聯邦德國一類的國家改善關係的步伐（同阿登納時期相比，維利·勃蘭特領導下的聯邦德國似乎更加樂於搞緩和）。

在政治與外交領域，中蘇的分裂甚至使克里姆林宮更加進退兩難。雖然赫魯曉夫本人一直願意容忍“沿各自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始終認為那些道路並不完全背離社會主義！），但是，要讓蘇聯被人們譴責為已放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讓它的衛星國和僕從國受到鼓舞來脫離俄國的“束縛”，讓它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因北京的敵對性援助和宣傳而變得複雜起來（尤其是自毛澤東品牌的以農民為基礎的共產主義比俄國對工業無產階級作用的強調往往更加贏得人心以來，情況更是如此），卻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碼事。這並不意味著東歐部分的蘇聯帝國已處於追隨中國的任何真正危險之中——只有阿爾巴尼亞的偏離軌道的政權這麼幹了。但是，北京對蘇聯1968年對捷克的解放性改革運動採取的鎮壓行動和蘇聯1979年反對阿富汗的行動的譴責，卻一直使莫斯科難堪。而且，在第三世界，中國在阻止蘇聯擴大自己的影響方面還處於較有利的地位：中國在北葉門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坦尚尼亞完成了很大一部分鐵路建設工程計劃；批評莫斯科未能在越盟和越共對美國的鬥爭中向它們提供充分的支援；隨著中日關係的恢復，中國警告東京不要在西伯利亞同俄國人進行過分的經濟合作。情況再一次表明，這很難說是一場勢均力敵的鬥爭——俄國人通常能夠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多得多的貸款和先進的武器，還能夠利用古巴和利比亞的代理人擴大自己的影響。但是，被迫同一個馬克思主義夥伴國和美國進行競爭，畢竟要比20年前那種可以預測的兩極鬥爭更加令人煩惱。

這樣，中國的強硬的獨立路線在各個方面使外交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化和不規矩，尤其是在亞洲。莫斯科向印度求愛大大刺痛了中國人；它在中印邊界衝突之後向新德里趕運軍用補給物資的行動甚至更加刺痛了中國人。所以，北京在巴基斯坦同印度發生衝突時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援，並對俄國人入侵阿富汗表示強烈憤慨，便毫不奇怪了。莫斯科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支援北越擴張，北越加入經互會，以及蘇聯海軍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越南的港口，使它進一步疏遠了中國。當越南在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時，中國同它的南部鄰國進行了血腥的但不太成功的邊界戰爭，這場戰爭反而使越南得到了蘇聯武器的大量援助。到這個時候，莫斯科甚至更加討好臺灣政權，北京則催促美國增加其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軍部隊，以對付俄國的海軍分艦隊。中國在批評蘇聯對待西方太軟弱之後僅僅過了20年，就轉而敦促北約組織加強其防禦，並警告日本和共同市場不要加強同俄國的經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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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22）

相比之下，西方陣營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主要因戴高樂反對美國霸權的運動而引起的不和，從長遠看卻沒有那麼嚴重——儘管這些不和肯定增加了這樣的印象：兩個集團的關係正在破裂。由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仍然很強烈，戴高樂對下面這一事實十分憤慨：美國沒有平等地對待他；他對美國在1956年蘇伊士危機期間的政策表示憤恨，更不要提杜勒斯在類似金門事件這類問題上動不動就以核戰火相威脅的習慣了。雖然戴高樂在1958年以後在尋求法國從阿爾及利亞撤出這件事情上足以使自己忙碌好幾年，但即使在那時他也批評西歐屈從（他自己的看法）美國的利益。像英國10年前一樣，他看到核武器能夠提供一種保持大國地位的機會。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