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21　800萬達卡，這比王室從印度群島得到的總數12　100萬達卡要多得多。從戰略上講，佛蘭德的防禦也更加困難；海路經常處在法國人、英國人和荷蘭人的控制之下，1639年荷蘭艦隊司令特隆普擊潰一支裝載增援部隊的西班牙艦隊就是明證。但是，從倫巴第經瑞士山谷或薩伏依和弗朗什孔泰，北上法國東部邊境，到萊茵河下游的這條“西班牙路”，也有幾處非常脆弱的咽喉部。難道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價來力圖控制處於漫長交通線頂端的兩百萬頑固的尼德蘭人嗎？為什麼不能像卡斯蒂利亞擔負著沉重稅務的國會代表們狡猾地指出的那樣，讓那些反叛者在異教中墮落呢？上帝肯定會懲罰他們，西班牙用不著再擔這副擔子了。

儘管反對從那個戰區撤出帝國軍隊的人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說服那些埋怨浪費資源的人，但也不乏某些道理。首先，如果西班牙不佔領佛蘭德，它就會落到法國或聯合省手裡，從而加強哈布斯堡那兩個不共戴天的仇敵的力量和威信；這種念頭是西班牙決策者所不能接受的。對他們說來，“威望”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重要。其二，費利普四世和他的顧問所提出的一個理由是，那個地區的對抗起碼能把敵軍的力量從敏感地區調開：“雖然我們在尼德蘭進行的戰爭耗盡了我們的國庫，迫使我們舉債，但也把我們的敵人調到了那些地區，否則，肯定會在西班牙或其他附近地區發生戰爭。”最後，是“多米諾骨牌理論”，如果丟失尼德蘭，那麼，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利益，弗朗什孔泰這類小領地，甚至於義大利都會相繼失去。這當然只是些假設性的理由，有趣的是馬德里的政治家和他們在布魯塞爾的軍事指揮官已看到一個相互關聯的戰略整體，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陷落，整體就會隨之動搖。

首要的危險（在1635年危機中人們這樣解釋）是來自對倫巴底、尼德蘭和德意志的威脅。三處中任何一方的失敗都是對王國的致命打擊。如果在這些地方的失敗是一次大失敗，王國的其餘部分就會土崩瓦解；因為德意志完了，接著就會是義大利和尼德蘭，尼德蘭之後就是美洲；倫巴底之後就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要想保全哪一方都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接受了這個邏輯，把自己拖進一場廣泛持久的消耗戰，或拖到勝利的到來，或等到和平妥協的實現，或使整個體系衰竭崩潰。

不斷開戰的鉅額費用以及不願放棄四大戰場中的任何一方，可能已足以表明西班牙帝國的野心是肯定實現不了的。而且，還有另外一個聯絡緊密、證據充分的原因：即西班牙政府沒有把可利用的資源有效地利用起來，其經濟上的愚蠢導致權力的腐敗。

外國人通常把查理五世或費利普二世的帝國視為律令嚴明的整體，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它不過是一片分散的領土，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權及其引以自豪的特殊性。沒有真正的中央管理機構（立法或司法除外），唯一的實際聯絡是君主本人。這裡缺乏一個使人產生整體感的機構，統治者可能從來就沒有視察過整個國家，國王很難從他的一部分領土籌款到另一部分去作戰。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納稅人情願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一支艦隊，但一想到要用錢支援西班牙在尼德蘭的戰爭就怒氣沖天；而葡萄牙人懂得保衛新世界的意義，但對德意志的戰爭毫無熱情。這種強烈的地方主義助長並反映在各地緊抓著自己的財政權上。例如，西西里的領地抵制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增加賦稅的做法，於1516年和1517年起來反抗西班牙總督；西西里既窮又有無政府傾向，並有一個議會，當然不能為哈布斯堡的整體防衛利益作出多大貢獻。在那不勒斯王國和新佔領的米蘭，迫於馬德里的壓力的西班牙行政官籌集新款項所遇到的立法障礙較少，因此兩者都能在查理五世時期提供相當的財政援助，但實際上在為保住米蘭而進行的戰爭和反土耳其的戰爭中，錢是朝相反方向流去的。西班牙為了守住地中海這個“屏障”，不得不向義大利送去數百萬達卡，以補充從當地徵得的款項。“三十年戰爭”期間，這種模式被顛倒過來，義大利納稅人資助在尼德蘭和德意志的戰爭。不過，如果把1519年到1659年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很難相信哈布斯堡家族在義大利的領地對公共基金所作的貢獻，會大大超過他們為自己的防禦而從公共基金中支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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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爭霸（9）

尼德蘭當然是帝國總收入更大的耗費之地。查理五世統治初期，國會提供的稅款不斷增加，儘管總要為數字討價還價，並堅持要承認他們的特權。到了這個皇帝的晚年，他們為在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