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在形式上天鷹教和明教已經統一，但是組織上的裂痕仍然存在。收編天鷹教將是極其棘手的任務，在今後的一系列整合中，大量的利益摩擦和派系衝突將會不斷湧現，這些必須由殷天正本人出面才能彈壓。而殷天正父子也擔心改編天鷹教的過程會觸動自己的根本利益，因此更希望回到東南部去親自監控。

或許更重要的一點是，五行旗被極大的削弱了，它們喪失了政治上的重要而為楊逍所控制，而與此同時，從這一母體中產生了韓山童、朱元璋等明教地方軍閥勢力，他們的獨立地位在蝴蝶谷會議中被承認。這是近十幾年來五行旗內部演變的必然結果：彌勒宗等通俗信仰的傳播令許多貧苦農民皈依在五行旗的旗幟下，同時上層組織的長期癱瘓使得這些新增的力量被一些中低階將領所吸收，成為其私人軍隊，而並未被充分整合到明教母體中。光明頂戰役在此起了催化劑的作用：在以莊錚為代表的大批忠於光明頂的老一代領導人紛紛戰死後，五行旗內部出現了嚴重的權力真空，這一權力真空很快被朱元璋、常遇春等留守東方的低階將領所佔領。在之前十多年中發展起來的大批中低層教眾越來越多地成為這些半獨立的軍閥們的私家軍隊。雖然他們有時仍然打著金木水火土的旗號，但無論從軍事作戰的實際需要來看，還是從政治關係的實質變化來看，五行旗作為明教主體的軍事組織，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明教的指揮層越來越難以再用五行旗的舊統屬關係對此加以束縛，因此不得不一方面賦予這些脫胎自五行旗的軍事力量以相對獨立地位，另一方面，為了加強總部的權威而將五行旗的一部分精兵重新編制後歸於總部直轄——事實上被楊逍所控制。

明教的領導層當然不可能放任地方勢力坐大而無所約束。事實上，這次會議與其說是——如金庸等許多傳統史學家所誤解的那樣——旨在“發動”反元起義，不如說是試圖對已經存在多年的起義力量加以約束和控制。譬如1351年，韓山童、劉福通等人已經在穎州起義，徐壽輝在湖北蘄春起義；第二年，郭子興和孫德崖在濠州起義，人們所熟悉的朱元璋及其開國將帥就是在此時加入了明教起義軍，並在郭子興病逝後掌握了濠州大權。這些起義發生在光明頂權威極度衰落的時期，因此絲毫也不受光明頂的控制。一些起義者甚至無法無天到了自封帝王的程度：韓山童給自己加上了“明王”的頭銜，徐壽輝也自稱為皇帝。癱瘓的光明頂只能對此裝聾作啞。但在新的最高權力樹立後，對這些危險的傾向加以整肅就成為明教整合自身首要的任務。蝴蝶谷會議明確要求僭越者廢除帝王號，服從由總部特派的五散人的指揮。對於大多數底層教眾來說，這是一個好訊息：如果全國各地的起義軍能在一個權力中樞的調派下協同、應援，推翻帝國統治的機率無疑要增加很多。但對於那些手掌兵權，自稱皇帝王公的地方軍閥來說，這一看似溫和的命令所蘊含的資訊就不那麼令人歡迎了。很快，他們將會發動反擊。在彌賽亞主義的狂熱下，一切現實的算計都會暫時讓位於“克里斯瑪”權威所帶來的美好憧憬，但當宗教的熱潮退去，權力鬥爭的冷酷邏輯又會像歷史上一再發生的那樣，將這個曾經的理想共同體再度撕得四分五裂。

蝴蝶谷會議後不久，張無忌主持了對六大派的營救行動。感謝明教發達的情報系統，六大派武術家在汗八里被秘密囚禁的資訊很快就被報告給張無忌。在蝴蝶谷會議後，他立即率楊逍和韋一笑前往汗八里。在那裡，這個出生在白令海上、一生絕大多數時間都在鄉野和山林間渡過的青年第一次見識到了這個時代的世界之都，也是有史以來最繁榮的都城之一，並意識到自己很可能在幾年之內就成為它的新主人。

六大派的武術家們被囚禁在西郊萬安寺（今北京白塔寺）的塔樓中。這座皇家寺院約由三千間房屋組成，是1271年，忽必烈大汗在定國號為“元”的時候專門建立的，近一個世紀中，幾乎每位大汗都會來到這裡，向佛陀獻上他們的祈禱。塔樓共有十三層，高達150英尺，幾乎可以俯視全城。這座西藏僧侶主持的寺院是蒙古帝國最重要的聖地之一，收藏著帝國從世界各個角落蒐羅來的珍寶。對於漢族人民來說，這座寺院是異族統治者所信奉的異族神靈的廟宇，意味著的不是福祉和庇佑，而是恐怖與壓迫。為了防備民眾可能的暴動和洗劫，萬安寺的警戒幾乎和皇宮一樣嚴密，在成為關押武術家的臨時監獄後，防範更加嚴密。

因此當張無忌和楊逍等人設法進入寺中，並再一次和趙敏及其部屬會面後，他們很快發現自己除了撤退外無法作任何事情。

幸運的是，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