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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這張《滿江紅》的，是高等科二年級學生聞一多。

當時的聞一多，在旁人眼中並不是個激進的人。他少年時被人稱為“書痴”，本來就不大關心外界事物，加上又進了清華，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還在讀《清詩別裁》，寫《明城考》，對《清華學報》準備改用白話文仍然持保留意見（《聞一多年譜長編》）！這樣一個人，居然會率先響應學潮，實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

其實也不意外，聞一多在愛國的問題上是從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參加“一戰”後，英國招工局來招收華工譯員，清華學生視此為報國之途，錢宗堡、吳澤霖等報名被錄取，但臨行事洩，錢、吳被學校強制帶回，並擬給予記大過處分，聞一多為之大呼：“愛國無罪！”“愛國的權利，不容剝奪！”這句話被同學認為“十分精闢”，傳揚一時（吳澤霖《老友一多二三事》）。

所以當日清華召開57人會議，討論是否參加“五四”時，聞一多說：“清華住在北京，北京學生救國，清華不去參加。清華，清華，難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國人的學校了嗎？”（聞立鵬《血土》）此次會上，聞一多當選為學生代表。7日，學生代表團正式成立，聞一多任職於秘書部。

聞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敘述了自己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國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強權，無公理，全國懵然如夢，或則敢怒而不敢言。賣國賊罪大惡極，橫行無忌，國人明知其惡，而視若無睹，獨一般學生取冒不韙，起而抗之。雖於事無大濟，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時聞一多對清華大學在運動中的表現感到十分驕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學（指北京大學）雖為首領，而一切進行之完密、敏捷，終推清華。……清華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習練使然也。”對自己在代表團中的作用也頗感自豪：“男與八哥均在秘書部，而男責任尤重，萬難分身。”並告訴父母，他決定暑假不回家，在學校參加愛國活動：“男在此為國作事，非謂有男國即不亡，乃國家育養學生，歲糜鉅萬，一旦有事，學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他的一位同學這樣記述了聞一多在運動中的表現：“聞一多則埋頭苦幹，撰通電、寫宣言、制標語，做的是文書的工作。他不善演說，因為他易於激動，在情緒緊張的時候滿臉漲得通紅，反倒說不出話。”（梁實秋《談聞一多》）

最能體現聞一多的熱情和勇氣的是6月4日的遊行。前一天（3日），北京學生恢復了一度中斷的街頭演講，立刻遭到政府的嚴厲鎮壓，清華大學進城的百餘名學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一百六十多名清華學生進城，執行市學聯上街演講的決議。聞一多本來被分配做文書工作，一向不參加演講，但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發了，而且行前也帶備了水壺乾糧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準備。

6月16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成立。聞一多作為清華代表，參加了旋即召開的學聯常會。6月27日，全國學聯第一次臨時幹事會討論了日刊出版問題，聞一多正式擔任學生聯合會日刊編輯。

8月5日，全國學聯舉行閉幕式，孫中山在會上演講，給聞一多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孫中山在演講中指出：“惟學界此次舉動，差強人意。蓋以革命經驗而言，其弊亦覆在乎不統一。”聞一多對“五四”的看法明顯受此影響，直到1945年，聞一多還認為，因為當時工人沒有起來，所以五四運動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當初五四運動是一個零碎的青年運動，沒有組織，慢慢才出現群眾的運動，那時由於國民黨的加強，這運動轉成了一個具體的政治運動：由於一個黨派，有組織的集團的接受和領導，於是這運動有了結果。當時我們感激國民黨，感激孫中山先生的領導。”（1945年5月3日聞一多在“五四青年運動座談會”上的發言）所以他一直擁護國民黨，擁護蔣介石的“一個領袖，一個黨派，一個政府”。

而他對國民黨產生懷疑，並最終分道揚鑣，也與“五四”有關。1944年，國民黨政府將原來定在5月4日的青年節改成了3月29日，這引起了素崇五四傳統的西南聯大師生的強烈不滿，到了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正式提出要“恢復儒家的偉大傳統”，聞一多簡直忍無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寫道：

《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