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腐臭的爛膿塊一點一點地用鹽水洗乾淨。過了些日子，王定烈的傷口才慢慢好起來。但是，子彈還沒有取出來，一直留在王定烈的脊椎骨上。到了抗美援朝結束了以後，王定烈才有功夫住院，把子彈拿出來。在馬步芳的監獄裡，有一天居然來了王定烈的“老戰友”郭錫山。這郭錫山原來已經投敵。他現在跑來，是想勸這些紅軍戰士也投降敵人。王定烈非常生氣，於是就想直起腰來。王定烈咬緊牙關，硬是挺了一下腰，把王定烈疼得當即栽倒。可沒想到，這麼一挺，本來橫在他腰裡的子彈，竟順了過來，就好似動了手術，本來直不起來的腰，也能直起來了。最終看到戰士們都不投降，郭錫山也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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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大逃亡”

1937年5月上旬，馬家軍將王定烈和300多名紅軍戰士押解到武威。監禁了7天，又被押往永登縣城編入“補充團”。王定烈被編入五連四班。每個連有3個敵軍官（連長、排長、司務長），其他都是紅軍戰士。王定烈堅持不當敵人的兵。二排長餘嘉斌（負傷後被俘的紅九軍連長）勸他說：“現在我們不能走。敵人說是不當兵的往蘭州送。實際上是活埋。何必去白送死呢？革命時間還長著哩！聽說毛澤東、黨中央正在設法營救咱們，在這暫棲身吧，找機會逃！”王定烈覺得有道理，便在“補充團”呆了下來。6月下旬，他們被押去修築新（疆）蘭（州）公路，變成了“勞役團”。“八？一三”日寇進攻上海，前方兵力吃緊，要求補充，蔣介石下令馬步芳抽調兵力補充。馬步芳順水推舟，把1500人的紅軍“勞役團”當作新兵調去頂賬。一則儲存了自己的實力，挖去了身邊的禍根；二則可以討好將介石，一箭雙鵰。1937年8月20日左右，“勞役團”向蘭州開拔。到了蘭州，他們聽旅客說蘭州有“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即派人前去聯絡，可是還沒聯絡上，部隊又開拔了，錯過了機會。兩天後抵達西安，在“革命公園”駐紮，晚上就要乘火車去武漢。“勞役團”黨組織立即派人越牆出去找“十八集團軍西安辦事處”報告情況。西安辦事處主任吳玉章聞訊後，一面電告黨中央，一面派人買了十幾車蒸饃，前去慰問。經過一個星期的交涉、鬥爭，他們終於實現了迴歸紅軍隊伍的願望。8月底，他們開始步行去延安。9月初，他們回到了夢寐以求的延安。關於這段經歷，王定烈曾做過一首詩：血　灑　祁　連（一九三七年三月）

戎裝征塵染血痕，

遠遊祁連幾斷魂；

此身剩得三寸氣，

橫戈立馬闖玉門。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老將“新長征”

1951年10月，在空軍師長、政委會議上，劉亞樓司令員強調，按毛主席1950年4月15日的題詞，“建立強大的人民空軍、殲滅殘敵，鞏固國防”，在強大的陸軍基礎上組建空軍。而此時的不少空軍指揮官連飛機是啥樣都不知道。1951年8月，在鄂西恩施軍分割槽任司令員並擔任剿匪工作的王定烈收到湖北軍區拍來的電報，通知他，為加速空軍建設支援抗美援朝，總幹部部決定他調離現職，去組建航空兵。11月，中南軍區空軍在漢口召開黨委擴大會，會議結束時，曹裡懷司令員轉達軍委空軍的命令，調王定烈任空18師師長。當王定烈到達廣州白雲機場，看著停機坪上一排排整齊的戰鷹時，他的心中著實沒底，大有老虎吃天無處下口之感。“這個師長該怎麼當呢？”王定烈笑著說，“我根本不懂飛行啊，這麼近距離接觸飛機還是第一次。哎，沒得辦法，硬是逼上梁山。”空軍當時有條規定，一旦過了30歲就不準學飛行，加之王定烈又是師長，就只好擔任指揮員。當然搞指揮工作，也得對飛行技術和術語懂啊。怎麼辦？王定烈只得學，好在有幾個蘇聯顧問，他們都是專家和飛行員出身，王定烈不懂就請教他們。廣州的初春已進入梅雨季節，這對靠天吃飯的航空兵無疑是殘酷的。18師向軍委空軍提出加速訓練的幾點建議，爭取可飛天氣。建議很快得到批准，空軍決定將空6師和18師的各類指揮人員與飛行部隊進行對調，飛機、機務供應、保障等部門一律就地互換使用。1952年3月6日，18師有關人員到達瀋陽市於洪屯、東塔兩機場，在空6師的協助下，加速戰前訓練。但瀋陽的基礎設施差，教員少，教練機更少，技術、器材保障都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飛行員在戰鬥機上總共訓練不足三、四十個小時，有不少飛行員還沒能放單飛就上了戰場。5月20日，空18師全師59名飛行員和40架飛機分批由瀋陽東塔、於洪屯機場飛抵朝鮮戰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