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達縣的初中畢業生時，眉宇間舒展了些。就說：你可否來給我當秘書，幫我抄抄寫寫，做些文字工作。那時的李中權連抗大教員都不要當，一心想的是到作戰部隊痛痛快快的打日本去，根本沒有當主席秘書的思想準備，就向主席表示秘書工作搞不來，怕自己做不好。主席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見，並鼓勵他回去後好好工作。李中權這時注意到了桌上擺著的主席照片，當即向主席表示想留下作記念。主席就取了那張照片，並在照片的後面用毛筆寫了“毛澤東”三個字送給了他。李中權向主席敬禮，告別走了。李中權全家參加紅軍，滿門革命赤子，他本人是初中畢業，在當時可以說就是難得的知識分子了，再加之他雖然年僅20來歲，卻擔任過縣委書記、紅軍獨立師政委，長征時三過雪山草地，經過了多次嚴酷戰爭的考驗。這些，正是為主席所看重，要選他當秘書的重要因素吧。但他率真耿直的性格決定了他一定會實事求是地說出自己的心裡話。領袖毛主席更為英明，尊重他的選擇，還送相片給他留念。延安時的毛主席在青年們心目中形象高大，受到同志們由衷的尊敬，能獲其簽名照片對李中權這樣的青年來講，是莫大的鼓勵。但對李中權來說，還有另外一張也很珍貴的照片，那就是1937年元旦兄妹四人在延安時的合影，小妹李中秋、四弟李中柏、五弟李中衡、三哥李中權。李中權一家原本九口人，可延安的全家福，只有兄妹四人。隨後，這四人又各自奔向新的戰鬥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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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沒有被留下的肖像，那不曾被記住的名字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記者徐壯志

採訪李中權老將軍，最令人感動的就是老人書房裡那幅他母親的畫像。70多年過去了，當年20來歲的青年也已變成了91歲高齡的白髮老人。但，時間的流逝並沒有沖淡老人對在長征路上故去的親人的哀思。那畫像是畫家依據李中權將軍的描述而繪製的。老人說，雖然不太像，但總可以寄託哀思。在去世之前，將軍的母親並沒有機會為將軍留下任何一張畫像或相片，連埋骨之地都無法確定。如今，將軍對母親的回憶，更多地寄託在長征路上那兩次短暫的相遇上。一次偉大的長征，一條漫漫的遠征路，灑下過多少紅軍將士、家屬的鮮血，留下了多少鮮活的生命？有多少生命如同將軍的母親一樣，默默地倒在了這條縱橫中國西部的紅飄帶上，甚至沒能留下一個名字，一塊墓碑。權威的史料告訴我們，4路紅軍超過20多萬人的大軍，經長征和西路軍蒙難後，到達陝北的只有3萬餘人。在紀念長征勝利70週年的今天，在我們不斷挖掘長征偉大意義，讚美長征精神之時，我們更應記住將軍母親這樣平凡地犧牲在征途上的人們，向那些從前不為人所知、今後可能永遠也不會被知道的名字致敬。無名烈士，從來都是作為一種偉大犧牲的象徵而受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永久祭奠。我想，那是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一種默不作聲但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力量。他們是戰鬥中倒在陣地上計程車兵，是行軍中掉下山谷的挑夫，是陷落在泥沼中的身影，是凍死、餓死、病死在道路上的戰友們……他們多數不識字，並不瞭解“紅軍”和“蘇維埃”的確切含義，實際上，有些人僅僅是因為一碗米飯就加入了這支紅軍大軍。這些對今天的人來說已經難以想像和理解的現象，在那個時代卻相當普遍。在我所採訪的近百位老紅軍中，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因為一碗飯，或者只是能吃一頓飽飯的目標就加入一支軍隊，併為之獻出生命，這樣的現象，今天的人們和未來的人們會如何評價？當我在採訪中第10次、第100次聽到老紅軍用“窮人的隊伍”“打土豪、分田地”“人人平等”等簡單明瞭的口號來解釋鼓勵他們參加紅軍和支撐他們走完長征的原因時，我漸漸意識到，這些單純得幾乎未脫矇昧的理由下面，一定潛藏著更為重大的必然。那也許是千百年來積累的對生存和尊嚴的強烈渴望，那也許是人類選擇美好未來的本能和直覺，使這些純樸的農民幾乎是本能地選擇了紅軍，選擇了一條艱苦的戰鬥和犧牲之路。“是他們巨大的犧牲，成就了我們的勝利。”李中權將軍含淚告訴記者，提到長征，自己最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母親，以及那些倒在征途中的戰友們。將軍的話，讓我回憶起江西興國那面刻有23179個名字的烈士碑——排得整整齊齊、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黑壓壓的名字，令人窒息。23萬人的興國，當年有8萬人參加紅軍，其中有12038人永遠地倒在了長征路上——每一公里的長征路上，都有一位興國兒女用生命化成的永恆路標。“地址都成遺址，笑容都成了遺容，墓表示苦難，碑表示光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