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而深遠副作用的金融危機，就必須從美國經濟體制內部尋找原因。

儘管，凱恩斯和熊彼特分別從不同角度試圖找到完全杜絕經濟危機的根本性方式和手段——凱恩斯提倡他的政府宏觀調控理論，熊彼特宣揚他的科技創新觀點，但不管是凱恩斯的理論和熊彼特的觀點，在一段時間獲得顯著效果之後，接下來要面對的必定是一次報復性的反彈。

可以這麼說，美國政府要應對經濟危機就好比西西弗斯在推他的那塊註定徒勞無功的石頭，無論西西弗斯怎麼努力的把石頭推上山頂，到了晚上，那塊巨大的石頭依舊又會再度滾下山來。於是，西西弗斯便得週而復始的做著同樣的工作，徒勞無功永無休止。同樣，無論美國政府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和辦法，試圖把經濟危機完全扼殺在搖籃裡，每一次得到的結果都是眼睜看著已經徹底找到解決問題的良藥之後，立刻迎來一場新的恐慌與迷亂。

儘管，在克林頓總統當政時期，美國的實際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　，這也是“二戰”後除肯尼迪和約翰遜時期以外的最佳紀錄。而只有　的年均通貨膨脹率，同樣也是自艾森豪威爾以來最優秀的表現。1998…1999　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長期債券利率均徘—徊在大約　5％，這同樣是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在克林頓執政的最後　3年裡，財政盈餘超過3　000億美元，依舊是“二戰”後最漂亮的數字。

當時，所有的經濟學家們都開始為克林頓創造的“經濟神話”而讚歎不已，認為美國終於找到了一條徹底終結“經濟蕭條”的萬能藥方，這個藥方就是所謂的的“魯賓經濟學”，即透過削減赤字來降低利率。

但實際上，這個藥方和供給學派認為一切繁榮皆來自減稅的主張一樣荒誕不經。無論是自由派經濟學家，還是保守派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