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這種兩極分比，波及到人類性生物學和性心理學的各個方面，最重要的直接後果是，女性在性細胞中有更大的投入，女性一生中只能生產約400個卵子，其中最多20個可望成為正常的孩子，孕育孩子的代價更為高昂，與此相反，男性每次可射出一億個精子。授精後，他的生理任務就完成了，他的基因跟對方平分利益，投入卻少得多，除非對方能使他對撫育後代作出貢獻。如果男性隨心所欲，理論上他一生就能給成千上萬個女性授精。

由此引起的兩性利益衝突不僅是人類的特性之一，也存在於多數動物中。雄性具有攻擊性，在雄性內部特別明顯，交配季節尤為劇烈，對於大多數物種，雄性最有效的策略都是武斷，雄性在雌性懷孕期間還可以給許多雌性授精，雌性卻只能從一個雄性那裡受孕。如果雄性在交配上不受限制，一些雄性便可能成為天之驕子，一些雄性則可能是老不走運的“倒黴鬼”，同時，正常雌性都會懷孕，雄性的一系列特性因此產生：好攻擊、草率、感情易變、缺乏鑑別力等等。對於雌性來說，理論上有效的策略卻是靦腆持重，直到識別出具有優良基因的雄性。在需要撫育子女的物種中，雌性還必須注意選擇授精後更可能留在自己身邊的雄性。

人忠實地遵從這一生物學原則，的確，在性道德以及性分工的種種細節上，現存的許多社會有著由於文化而產生的千姿百態的差異。社會按環境的要求形成習俗，同時真實地再現動物界至今服從的法則；從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到極端的一夫多妻制，從男女同裝傾向到衣著舉止的極端分比等等，人們隨心欲地改變生活態度。社會時尚常在一代之間就改頭換面。然而，這種可塑性不是沒有限度的，它掩蓋著一些普遍特性，後者與進化論的有關預見密切相符。因此，讓我們暫不考慮非常重要的文化塑性，集中討論那些有生物學意義的普遍特性。

首先，人有一定程度多妻傾向。通常，性物件的改變都是男性造成的。約3／4的社會允許多妻行為，大多數還得到法律和習俗的認可。相反，多夫現象僅見於不到1％的社會中，現存的一夫一妻制社會一般只有法律上的意義，而透過納妾制或婚外關係維繫著實際的多妻制。

女性一般被男性視作有限的資源或重要的財產，因而成為攀附婚姻的受益者，這種婚姻能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多妻制和攀附婚姻本質上是互補的策略，在各種社會中，男性追求和獲取，女性被保護和交易，男兒們放蕩不羈，女兒們則蒙受糟踏的風險。在有性買賣的地方，男性通常就是顧主。妓女當然要被社會歧視，因為她們將寶貴的生育投資輕意拋給了陌生入。麥孟尼底在十二世紀簡潔地表達過這一生物學邏輯：

只有來自共同祖先的人，彼此才可能產生完美的兄弟情誼和互愛互助。締造部族的祖先哪怕早已年代久遠，後代成員也會互愛互助、互相憐憫；這樣的境界就是律法的最高目的。因此，妓女是犯禁的，她們破壞祖先的血緣。她們生的孩子對人們來說是陌生的，誰也不知道屬於哪個家族，連親人也不知道。這對孩子及其父親是最大的不幸。

性的分工也體現在解剖學上，男性體重平均比女性高出20～30％。按單位體重來說，他們在大多數體育運動中都表現得更有力迅速。四肢比例、骨胳扭力和肌肉密度都特別適於奔跑和投擲－這是遠古狩獵－採集社會男性祖先的專長。世界田徑賽的計錄反映了差異。優勝者中，男性速度總要比女性快5～20％。1974年，100米賽快8％，400米快11％，一英里長跑快15％，萬米長跑快10％等等，甚至在與體魄大小、力量關係不大的馬拉松賽中也要快13％，馬拉松賽女選手較有耐力，但男選手跑得更快，用5分鐘一英里的速度可連續奔跑26英里，這不能僅僅歸因於刺激不夠和訓練欠佳，著名的東德和蘇聯女選手是從全國範圍挑選、按科學程式訓練的，她們的冠軍可以連續重新整理奧林匹克和世界紀錄，但仍然達不到區域性比賽中男運動員的平均水平，當然，將全部男女運動員作一比較，事情也不盡如此，最優秀的女運動員比大多數男運動員出色，女子田徑本身也是激動人心的角逐，但是平均水平和最高水平有著本質的不同，1975年美國女子馬拉松冠軍在男子全國名次中只能排到752位，身材也不是決定因素。體重在125到130磅的小個頭男運動員，可以取得和身材更高大的女選手一樣好的成績。

同樣重要的是，在少數幾種運動中，女效能與男性匹敵甚至略勝一等，如：長距離游泳、藝術體操、精確射箭（短距離）、小口徑步槍射擊等等，這些運動跟原始性的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