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撫養費。直到20多年後的1958年，少奇同志和我才聽說這件事。儘管這筆錢沒有用到毛毛身上，我們還是甚為感動。後來向慶齡同志表示感謝時，她只是微微一笑。慶齡同志也許以為這算不了什麼。的確，比起她在黨和人民困難之際挺身而出的許多重大行動，這件事太微不足道了。但小事見精神，我們更加欽佩她高尚的品格、情操和勇氣。這一時期，慶齡同志營救了多少革命者和他們的後代！

1967年，孩子們被強迫離家，天各一方，隨後，我進了監牢。獄中，我日夜掛念孩子們。孩子們也千方百計尋找父母。萬般無奈，他們只好給宋媽媽寫信。在當時也身受冷遇的宋媽媽接到了信，又一次無私地幫助孩子們，立即把信轉給了毛主席。

分別了5年之後的1972年，孩子們終於獲准到監牢裡來看我。看到他們精神面貌很好，我真高興，半晌才說了一句：“沒想到你們能活下來！”他們湊在我的耳朵上悄悄告訴我：“媽媽，我們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媽媽最近還給我們回了信，送了雜誌和糖，鼓勵我們好好學習。”多麼難能可貴！孩子們一句話解答了他們何以能健康成長的原因。人民是他們的父母，慶齡同志又一次在我們心目中成為偉大人民的象徵。

慶齡同志不僅關照我們的孩子，同時也關心所有的孩子。據她身邊的一位護士說，“文化大革命”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