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我寫信向慶齡同志請教應注意些什麼事。正巧她身體不適，卻立即自擬一張單子，滿滿地寫了許多注意事項，還派秘書向我詳細解釋。從禮節、服飾、言談到生活細節都想到了。她知道少奇同志有過肩關節周圍炎，腸胃也不好，因此特別囑咐我，到熱帶地區不要貪涼，睡覺時一定要關冷氣，不要吃生冷的東西。現在想起這一切，我心裡還充滿感謝之情。

慶齡同志生活樸素，她的住所的客廳不大，乾淨、簡樸、高雅，桌上擺著盛開的鮮花。這一切，與女主人的氣質十分相稱。臥室也很簡單，只有幾件老式半舊傢俱和一架鋼琴。日常衣著雖然很整潔，卻並不輕易做新衣服，旗袍、上衣瘦了，在夾縫裡接一條，再穿。可是，每次會客，她都很注意服飾，以示對客人的尊重。

因她在北京的原住宅交通不太方便，也不大安靜，1960年，組織上給她調換了一所住所。房子剛粉刷過，有些潮溼，引起她的關節不適。正值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本有決定無論哪一級幹部都不許蓋住房，但考慮到慶齡同志的特殊情況，決定按她的需要另建一處新居。並派人帶了設計方案專程去上海徵求她的意見。少奇同志叫我給她寫了一封信，請她向有關同志儘量談出她的需求。慶齡同志很快回信謝絕道：現在國家建設時期，急需款項，不能為我另建新房子。並感謝黨中央的關照。她一向嚴於律己，直到她去世的那天，還住在這座房子裡。

慶齡同志待人誠摯、體貼，她曾經告訴我，她年輕時最喜歡讀文藝作品，也酷愛音樂。她幾次說要教我如何煮好咖啡，還輕聲地告訴我，她煮的咖啡香極了。因那幾年我常在農村工作，沒能學成。遺憾的自然不是學煮咖啡，而是使我失去了更多向她學習的機會。

50年代初期，少奇同志曾對我說：“宋副主席是位偉大的婦女，她堅持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強壓，堅持革命，同全家都斷絕了關係。我們應該多給她一些家庭溫暖。”並又加上了一句：“她非常愛孩子。”從此，我們的孩子經常給她寫信，還把圖畫、手工寄給她看。她在北京期間還約我帶孩子去看望她。她總是把孩子拉到身邊，親切慈愛地問這問那，又親又抱。孩子們也無拘無束，給她表演節目，請她看作業、成績單，甚至學舌。有時孩子學著大人談話中的英文詞，那笨笨的發音，逗得她高興地笑出聲來，滿屋子洋溢著歡樂的氣氛。每到聖誕節、新年前夕，孩子們就自動給她製作賀年片、畫畫、寫幼稚信，她十分喜歡。來信說：“你們送我的東西，因為是你們自己製作的，都那麼有意義，有趣味，漂亮，真是好極了。”大些的孩子經常向她彙報學習和生活情況，甚至把日記寄給她。她每次覆信都很認真，充滿感情，鼓勵孩子們上進，還贈送每個孩子筆記本、糖果、小點心等禮物。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6歲的平平寫信給她，報告了放假期間到農村參加青年開山突擊隊的感受。慶齡同志第二天就給平平寫了一封長達2000多字的信，讚揚平平做得好，並在信尾親筆簽了“宋媽媽”3個字。在慶齡同志身邊工作了40年的老保姆告訴我，直到前些天她在重病中還唸叨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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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紀念（3）

每年，慶齡同志和我們都互送一些照片或小禮物。她出訪歸來，總把一些紀念品轉送我們留存。有一次，我們去看她，少奇同志風趣地說：“你老是送給我們東西，我沒有東西回送，怎麼辦？多不禮貌！”慶齡同志笑著回答了一句：“孩子自己做的小東西，就是給我的最好的禮物。”我們都爽朗地笑起來。我們相聚相處，常常談笑風生，甚至頗有戲劇性。為了克服口音帶來的困難，少奇同志就讓慶齡同志說英語，我翻譯過來，少奇同志也偶爾用簡短俄語來表達。談話中上海話、湖南話、普通話相間，又加上點兒英語、俄語，很有趣味。……

回憶起來，慶齡同志給我們的關懷和鼓勵，遠比我們給她的要多得多。

1966年12月底，少奇同志和我已處於逆境。出乎意外，我們收到了慶齡同志給幾個孩子的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一切似乎與往年一樣。看到慶齡同志熟悉、剛勁的筆體，看到無比親切的“宋媽媽”3個字，我腦海裡不禁聯想起一件感人的往事：1932年，少奇同志離上海到蘇區工作。何寶珍烈士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後，少奇同志的兒子毛毛流落街頭，含辛茹苦。1935年左右，正是黨最困難的時期，有人曾以少奇同志兒子的名義，向宋慶齡女士申請救濟。慶齡同志明明知道少奇同志是著名的共產黨人、工人運動的領袖，卻不畏白色恐怖，親自批准按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