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要增加工資,臨時工要轉正式工,工人鬥爭的矛頭首先指向工頭和管理人員,他們或打罵過工人,或做過其他壞事,為工人所痛恨,還發生了工人分小店鋪的事情。看到資本家還住洋房坐汽車,工人也憤憤不平。新政權宣佈廢除偽法律,公司法作廢了,資本家感到沒規則,無保障。稅收雖然照舊,但國民黨時代請吃頓飯就減免了,今天就不行,便覺得不堪重負。少奇同志到天津後,瞭解到這些情況,就透過座談會、彙報會和對工廠企業的實地考察,反覆申說勞資兩利、公私兼顧、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道理,解答幹部們的各種問題,召開了各級幹部會,大中小資本家座談會,又召開了職員會、工人會,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黨的路線上來。
少奇反覆強調,過早地消滅資產階級,是少了一個朋友,多了一個敵人。少奇說:上海一位資本家曾對毛主席訴苦:“你們一講資本家,剝削者,我們就渾身發抖。”他們希望把“剝削者”按希臘詞典釋義譯為“利益分潤者”。永利公司800元開辦,現在的巨大產業,既有剝削,也有利潤。剝削是指人和人的關係,利潤是指人和物的關係。少奇認為,資本家文明和野蠻的兩面應區別對待,前者合作,後者處罰,但要慎重。問題不在於名詞,而在於資本主義的剝削還不能完全取消,失業人員不如有業人員。政治解放,還不能完全不受剝削,不是願意不願意,而是做不到。現在是資本家太少,不是太多。毛主席在回答上海那位資本家時說:“誰是大哥?講革命當然是無產階級第一;但是在城裡講生產,還是你們第一。”就是這個意思。天津啟新洋灰公司總經理周叔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產黨員。他對少奇說:“我的啟新洋灰公司開了幾十年,賺了錢,發展到兩個廠、三個廠,現在還想再開幾個廠。但是廠子開多了,剝削工人也更多了,成了大資產階級,我的罪惡就更大了。”少奇回答:資本主義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進步的,有功績的。你想開第四個廠子,不但不是罪惡,而且還有功勞。少奇對東亞毛紡織公司總經理宋卿也這樣說:你現在才辦一個廠子,將來你可以辦兩個、三個……八個廠子。到社會主義的時候,國家下個命令,就把工廠交給國家,或者由國家收買你的,國家一時沒有錢,發公債也行。然後,國家把這八個工廠還是交給你辦,你還是經理,不過是國家工廠的經理,因為你能幹,再加給你八個廠,還給你加薪水。你幹不幹呢?宋卿先生說:“那當然幹!”少奇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就思考過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在天津期間他又重申了這種可能性。這是最有利於人民的一項無產階級政策。少奇與少數知名民族資本家座談時黃敬和我均在場。在理論聯絡實際,實際趨向理論兩個方面,少奇都做出了貢獻。五六十年代,民族資本家李燭塵先生擔任了輕工業部部長;周叔先生當了天津副市長,工作稱職,晚年還把他所存的文物古書捐給歷史博物館。對他們的任用和他們的表現不是都可以證明當時執行的政策正確嗎?!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既然“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怎麼倒怕資本家辦廠開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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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山到中南海(6)
在天津一個月時間裡,少奇夜以繼日地工作,開會,調查,談話,看材料,批檔案,無暇看戲,更無暇遊覽。但住地較清靜,每晚我們到戶外散步半小時,這是少奇多年的好習慣。我的五妹劉莉(王光平)是由白求恩醫大抽到天津接管醫藥部門的,來看望過我們。光英也只是在兩三次座談會上見過少奇。
7日,少奇到塘沽參觀鹼廠。從那裡去唐山,因為開灤煤礦工人正醞釀罷工。少奇主張以理服人:人民政府沒有權利禁止工人罷工。即使國民黨暗中破壞,我們也讓它去吧!以後工人會相信我們的。他急著趕到現場,瞭解情況,以便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五)
也是7號,我因預產期將近,黃敬派在天津參加接收工作的康岱沙(陳叔亮的夫人),陪我搭彭老總的公務車先期返回北平。當天晚飯後,性情活躍的岱沙說起在延安工作時,常陪毛主席打麻將牌,很想見見主席。我帶她同去雙清別墅,主席見了我們很高興。主席問我少奇在天津的情況時,我說我們參觀了幾個工廠,開了不少座談會。我清楚地記得,在提到少奇會見資本家的情況時我說:“少奇還幾次見了資本家,找了大資本家李燭塵、周叔等談心,做他們的工作……”主席笑著說:“就是讓他去做資本家工作的。”說話間,工作人員請主席去跳舞,主席約我們同去,我辭以不便,主席笑著說:“噢,要做媽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