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委、市政府、市民代表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最好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會，不是資產階級的議會，不是蘇聯的蘇維埃，也不是過去的參議會，是人民管理政權。少奇說：城市工作主要是工會工作和經濟工作，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從城市到農村，多年同無產階級是隔離的（除少數白區工作者外），現在由農村到城市，回到本隊，無產階級還沒有很好地組織起來，階級覺悟也不高，如果組織不好，教育不好，所謂依靠，就是空話。一流乾部要分配到工會去，工會一定要解決工人的問題，否則就沒有威信。大革命以前，都是工會津貼黨，黨不津貼工會。現在倒過來了，如果工人還要罷工，這就值得我們思索了：工會是不是代表了工人的利益？

七屆二中全會以前，少奇即集中精力研究城市接管工作中的政策，當時石家莊、濟南、瀋陽等城市的接管，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石家莊解放後，搞清算鬥爭，把工商業算垮了。鬥爭會決定一切，可以捆人打人，沒收財產，甚至把人拖死了。人們只看到鬥爭大會，看不到政府。更荒唐的是發動妓女鬥老闆，卻不查封妓院。還把這種無政府思潮誤以為是革命行為，不予制止，反而鼓勵。這是群眾運動中的尾巴主義，一方面表現出對群眾鬥爭不敢負責，一方面又表現出這一切都是共產黨在後面搞的。少奇說：要禁止在群眾大會上、主席臺上以及法庭上喊口號，如“該打不該打”，“該殺不該殺”，這種簡單的方式是提倡群眾的盲動性，是不叫群眾多想問題。這是希特勒慣用的辦法，希特勒是依靠煽動群眾的盲目情緒吃飯的。我們要鼓勵群眾起來做主人，不是簡單的鼓動鬥爭。一切問題用直接鬥爭方式去處理，還要政權幹什麼？少奇還說：城市貧民的要求是不能全部滿足的，“挖窮根”就要挖到工商業資本家頭上來。挖光了工商業，毀滅了城市，貧民就更沒有辦法。用農業社會主義的辦法來消滅資產階級，這叫做自殺政策。害怕資本主義，卻找不到對付的方法。忘了列寧在1921年的話：“資本主義如果得勢，工業生產就會發展，無產階級也會隨著增長”《列寧全集》，第33卷第46頁。。平津解放前，黨中央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比較更接近實際：“資本主義不僅為我們準備了科學技術，同時又為我們準備了一套管理制度；資本主義的管理制度，不僅有適應高度剝削需要的一個方面，也還有適應高度技術需要的一個方面。”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3頁引用的黨中央一份電報。工人的痛苦不只在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在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在中國，絕不可以過早地採取消滅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我們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問題。馬克思一百年前就說過，在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的物質條件形成之前，資產階級是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的。即使把它推翻了，無產階級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少奇1948年12月在華北財經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為什麼不早消滅資產階級？困難很多。消滅了以後怎樣？消滅了以後你還要把它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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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山到中南海（5）

這段時間黨的理論思維十分活躍，毛主席對少奇的理論研究很讚賞，建議他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做進一步的分析和思考。作為研究成果之一就是1949年6月據考證，應為1949年初。所寫的《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少奇對新中國經濟構成作了精心研究，認為新中國的國民經濟主要由5種經濟成分構成：（1）國營經濟；（2）合作社經濟；（3）國家資本主義經濟；（4）私人資本主義經濟；（5）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這5種經濟成分是存在著矛盾和鬥爭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趨勢與資本主義的因素和趨勢之間的鬥爭，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將存在相當長的時期，也許要經過幾十年。這個方針和時限，毛主席當時也是同意的。

七屆二中全會上，少奇就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做了發言，他特別強調私人企業恢復生產問題。北平、天津許多私人企業一直未開工，它的後果就是削弱黨在工人中的影響。並不是所有同志都認識到這一點。少奇到天津時，天津資本家思想是很亂的，普遍存在恐慌心理，感到沒有出路。李燭塵先生說，久大鹽業公司運鹽到山東臨清銷售，那裡貿易公司就壓低價格，他們沒錢賺，只得把鹽又運回來。報紙上只說資本家壞不說好，黨政機關、貿易機構、公營企業都不同他們接觸。私營企業內部，勞資對立，職工對立，也很尖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