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是深刻難忘的。第一次見到子文同志是在1948年。當時我在中央機關工作，少奇同志要我找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安子文同志談談，向他請教我在工作中應該注意些什麼。我來到子文同志的住處，他們正吃午飯，是稀飯就鹹菜。他聽說我們是兩頓飯，也就不多讓，邊吃邊談了起來。他只說了兩條：一是注意保密，不該知道的事情不打聽，不可避免要知道的一些機密，不要亂說。二是少奇同志身體不大好，工作又特別忙，要好好照顧，不要影響他的工作。子文同志談得很簡短，也很親切。在告辭時，他殷切地對我說：“如果你能虛心學習，這將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學習條件。”後來，我聽許多同志說，子文同志對誰都是這樣誠懇、坦率、謙和，同志們到組織部來，就像回到家一樣。我想，這同子文同志的工作作風是分不開的。

有些年，少奇同志直接分管黨務工作，中央組織部的報告、材料，要經少奇同志審閱，轉呈中央和毛主席。我作為少奇同志的秘書，同子文同志接觸的機會多一些。子文同志組織紀律性極強，凡是重要的人事調動、提拔或處理，他都要請示報告黨中央、毛主席。他還經常如實彙報幹部的思想動態，提出積極建議。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意見，他總是認真研究，努力貫徹。他不是那種鋒芒畢露的人，他富於機智，敏於思考，又有組織工作者特有的那種深沉嚴謹和忠誠耿直，並且具有非凡的記憶力。這一切，都使我深為敬佩。但那時對於子文同志革命鬥爭的經歷，我幾乎一無所知。倒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才對子文同志有了較深刻的瞭解，不過都是間接的，因為那時全國已陷入混亂的局面，我們不可能再有接觸了。

記得是1966年###月間，社會上忽然流傳著一些小報，在六十一人出獄手續問題上大做文章，其中自然涉及安子文同志。我過去聽說過，有一批共產黨人在北平草嵐子軍人監獄關押過，對敵鬥爭非常堅決，有的刑期已滿，卻寧肯繼續坐牢，而不履行出獄手續。他們在獄中黨支部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曾連續絕食7天，趕走了憲兵第三團，表現得非常勇敢。但我當時並不知道子文同志也是這些事件的組織者之一。使我驚異的是，小報上完全是誣衊之詞，對他們可歌可泣的獄中鬥爭卻隻字不提，諱莫如深。這是為什麼呢？就在這時候，大野心家林彪誣衊安子文和一些同志拉宗派，並質問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回答說：“他們幾位同志，多年共患難，感情深厚，無話不說。他們之間有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不能說是拉宗派。”

接著，來質問的人多了起來，少奇同志還是很坦然地說，安子文等同志都是好同志，他們出獄是由黨中央決定的。1936年，少奇同志擔任北方局書記期間，曾問起在北平獄中同志的情況。當時，一方面鑑於九一八事變以後瀋陽監獄中的共產黨員全部被殺害，日軍很快就要侵佔華北，這些同志很可能也被屠殺；另一方面，華北抗日運動普遍高漲，許多工作急需由共產黨員來做。而王明路線的錯誤，使白區黨幾乎損失百分之百，整個北方局只剩下幾十個人。所以，押在敵人監獄裡的這批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應該營救他們出來。刑期已滿的，應命令他們辦手續出獄。因為他們均用假名，即使登報，也無大影響。北方局曾把這些同志的表現和少奇同志的意見，報告了黨中央。中央開會討論同意，讓他們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為了便於進行營救，還透過統戰關係派了一個人到監獄去當管理員。誰知第一封信送去，獄中支部拒絕執行。北方局和少奇同志不得不再次報告黨中央，並千方百計，冒著極大危險將當時黨中央總書記洛甫（張聞天）同志的親筆信，送入獄中，又以北方局名義下命令，讓他們服從中央決定。這樣才出了獄。這些同志出獄後對開啟抗日局面，發展黨的群眾工作和武裝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時毛主席非常高興，多次表揚北方局和少奇同志，並說，事實證明當時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這些同志是好同志，工作是有成績的。解放後，高崗多次在出獄手續上做文章，都受到毛主席的批評。

正氣萬古：懷念安子文同志（2）

1966年11月下旬，一天晚上，恩來同志打電話與少奇共同回憶了六十一人出獄前後的情況，有些恩來同志不清楚的事，少奇同志作了詳細的說明。少奇還說：“這批同志，我以前都不認識。他們出獄後，我在天津只見過殷鑑同志。……子文同志，我是到解放區後，才見到的。”就在這幾天，恩來同志以黨中央的名義電告東北、西北等地，說此事由中央負責，不必追查。

然而，對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