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十分欣賞他。一次，大衛在與他共進午餐的時候，問基辛格博士：“我

們是多造點核武器好呢，還是節制點好？大家都說，我們手中的核炸彈越多，

俄國人就越不敢輕舉妄動，你的看法呢？“

“這是個一時半刻難以解釋清楚的事情，大衛先生，”基辛格非常肯定

地說，“因為情況太複雜，而且人們對核彈頭就像你對曼哈頓的地價一樣敏

感。“基辛格的話引得大衛哈哈大笑，他說：“您真幽默，基辛格先生。但

我對曼哈頓地價是心中有數的，對核彈頭卻不敢這麼說了。“

基辛格接下去解釋道：“我們的核戰略基礎是‘打擊俄國人’，更準確

點說是要殺死俄國人。“同樣，俄國人也要殺死我們，所以我們都在拼命制

造核武器，好象是誰跑在前面誰就更安全一樣。可是，如果兩輛全速行駛的

火車撞到一起會怎樣呢？“

“同歸於盡。”

“沒錯，大衛先生，”基辛格說，“我想我們應該找到更好的辦法。”大衛對基辛格的看法很感興趣，他支援基辛格的工作，自己積極地參與討論，並提出獨特見解。《核武器和對外戰略》作為小組的研究成果出版時，在美國上層人物中間引起轟動。大衛向基辛格表示祝賀。從此兩個人之間建立了親密的夥伴關係，後者還曾作為納爾遜競選班子的成員為納爾遜出了不少力。大衛在對外關係委員會中擔任了20年的副理事長，與麥克洛伊默契合作。1972年，他升任理事長。在這個委員會中的優越地位，可以使他清楚地判斷政府的政策走向，並以此來指導大通曼哈頓銀行的海外業務。反過來，為了大通的利益，大衛可以向政府施加影響，修正既定的外交戰略。這只不過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而已。只有過程本身對大衛來說才是最重要的，即獲取利潤。

60年代是不太平的年代。對大衛來說，似乎每天都會有點麻煩事要發生。1959年1月1日，50年代的最後一個新年這一天，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游擊隊在古巴取得勝利，結束了舊政權的統治，而這舊政權與大衛、大通銀行和美國各界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我們可不能坐這裡，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把古巴鬧翻了天。”大衛在對外關係委員會中這樣說。美國政府也是這麼看的，它與其他拉美國家一起組織了一個“爭取進步同盟”，目的很明確，就是對付卡斯特羅。不久之後，大衛就走馬上任，為“爭取進步同盟”四處遊說，並且推銷他個人在中美洲的種種計劃和主張。他要求成立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場，他說：

“拉美各國就像圍籬笆一樣把自己圍起來，這樣對誰有好處呢？”這個問題

難以回答，但是很明顯，如果建立了共同市場之後，跨國公司就不必再如此

費力地同各國政府打交道了；而且古巴自然是在共同市場之外的，他反覆對

工商界強調這樣一點：“爭取進步同盟”是防止卡斯特羅主義蔓延的最為有

效的屏障。

得知肯尼迪政府計劃用武力解決古巴問題，大衛毫不猶豫地表示了支援

態度：“這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的”他這次表明自己的態度採取的還是很含蓄

的方式。但在1965年當約翰遜總統決定派兵直接介入越南戰爭的時候，大衛

開始大張旗鼓地表示支援。這一年，他與幾位金融巨頭，像尤金·布萊克（世

界銀行行長）、麥克洛伊等，一起組成了一個“爭取亞洲有效和持久和平委

員會“。9月9日《紐約時報》刊出了整版廣告，上面刊有各位巨頭的親筆

簽名，他們一同支援約翰遜總統的決定，並稱“他們（越南人）應該擁有在沒有暗殺、暴力行動或其他恫嚇形式的條件下自由選擇他們政府的權利。“這個廣告達到了預期的效果。金融界之中原先持觀望態度的一些人也公開表示要支援總統的決定。

“可是，爸爸，”他的兒子問他，“我們美國有什麼權利去解決越南人的問題？你們這不過是拿著刀槍把你們所認為的和平強加給他們罷了。“大衛瞧著兒子，很嚴厲地說：“你怎麼可以這樣想？不要聽了一些反戰宣傳就跟著他們跑了。為了我們的利益我們必須戰鬥，此外別無選擇。“美國政府要求大衛在西貢開設一個分行，以處理美國在越南的種種經費問題。僅一年的時間，分行大廈就建成了。為了抗擊炮火的襲擊，這棟大廈看起來倒更像一座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