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活動，而並非完全冷眼置身事外）。

接著，諷刺的繼續，又回到照相館的問題上來，說，泰戈爾在中國的時候，中國的一些詩人，時髦地戴起了泰戈爾式的帽子，而泰戈爾離開後，這些“震旦（指中國）詩賢頭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見了，報章上也很少記他（指泰戈爾）的訊息”，“裝飾這近於理想的震旦者，也仍是隻有那巍然地掛在照相館玻璃窗裡的一張‘天女散花圖’或‘黛玉葬花圖’。”顯然，這也並非諷刺梅蘭芳，而是藉此針對中國當時的文化現象，並且實際上指出了“巍然”的梅蘭芳的藝術不像詩人的時髦那樣隨風而來又隨風而散，而有一種穩定性。然而，當時的中國文化是荒蕪的，以至於只有藉著梅蘭芳來“裝飾這近於理想的震旦”。

接下去單獨另起一行，魯迅只寫下一句話：“唯有這一位‘藝術家’的藝術，在中國是永久的。”這句話含意複雜，在這“永久”之下，指出了中國文化總的狀況如何地壓抑、扭曲與荒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