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甚至寫下了“寧南身為大將，而以倡優為腹心”這樣的話，這些，多少透露出了一種偏見。

四，機權排患補闕。吳偉業記載說，左良玉愛將陳秀犯罪，而左良玉正在病中，火氣很大，陳秀必死。柳敬亭認為應當救下陳秀，但必須找到給左良玉進言的機會才行。他聽說左良玉身邊藏著一幅有關的畫兒，覺得可以作為進諫的契機。就誘導左良玉把畫兒取出來給他看，左良玉指著《關隴破賊圖》說，我日後將入山修道。圖上左良玉身著衲衣，柱杖，數童子跟從，其中一個揹負瓢笠，最靠近左良玉的，就是陳秀。柳敬亭裝著不知道，問這是哪個？左良玉說這畫的是陳秀，但是他犯下大罪，活不成了。柳敬亭說，是的，他不該有負你的大恩，但是，在這畫兒上，是一起跟隨你進山的，他這麼一死，不是讓這幅畫兒上的人不全了嗎？左良玉聽了，心中感惻，於是免了陳秀死罪。吳偉業寫道，“其善用權譎，為人排患解紛率類此。”柳敬亭的智慧對於“武人”左良玉，確實是十分需要的。

五，武昌金陵特使。當柳敬亭在武昌軍中時，李自成打進北京，崇禎煤山自盡，吳三桂引清軍入關，金陵方面馬士英、阮大鋮擁立福王登基，立即徵歌選色，匯入荒淫，而排擠史可法，打擊復社士人；四鎮將帥為爭富庶駐地鬧得不可開交。南明小朝廷就這樣“文爭於內，武哄於外”。《桃花扇》從《哭主》到《移防》以八齣戲來表現這種混亂的政治局面。馬阮之流對於在武昌手握數十萬重兵的左良玉滿懷疑忌，而又無可奈何。在這種情況下，柳敬亭受左良玉派遣，赴金陵斡旋雙方關係，願意“捐棄故嫌”，服從朝廷，以求維護岌岌危也的明朝江山。吳偉業等文人記載，都是左良玉派遣柳敬亭，從關係上說，固然是這樣，但這個大主意是哪個出的，卻語焉不詳。我們雖不必一定要說是柳敬亭給左良玉出了這個好主意，但也不能排斥這正是出於柳敬亭的智慧。黃宗羲等大文人筆下渲染的，是一介說書藝人柳敬亭，到了金陵，如何“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而“市井小人”則竊竊私語說，“這不是說書的某人麼，今富貴若此！”事情確實有著這樣不免滑稽的一面，但對於此時的柳敬亭為何能這樣不平凡，卻未曾著墨，也不能不是一種失記，是我們後人所應該注意到的。

《桃花扇》出於戲劇需要，對柳敬亭從武昌赴金陵斡旋這一史實並未採用，因為如果採用，柳敬亭就成了很顯要的戲劇主角，這不合此劇的格局。對於柳敬亭從武昌赴金陵，《桃花扇》寫為讓柳敬亭赴金陵送達聲討馬士英阮大鋮的檄文，而這個第三十一齣戲叫做《草檄》，主要情節是寫左良玉如何決定進軍金陵，*馬阮，因此，柳敬亭也不是這出戏的主角，而只是在這出戏的末尾時，挺身而出，表示願赴金陵傳檄。劇中人們讚歎說，“這位柳先生，竟是荊軻之流，我輩當以白衣冠送之。”他們發出了“義士，義士！壯哉，壯哉！”的讚美之聲。劇本的收場詩還寫道：“從來義士無還日，眼看長江下海門。”這些，與劇情當然是契合的，渲染了當時一種歷史的氛圍，但孔尚任確實也藉此對歷史中的柳敬亭表示了極大的敬仰。

關於柳敬亭在左良玉軍幕中的積極作為，還應單獨說一說的，是柳敬亭對左良玉最根本的影響。《桃花扇》在第十三出《哭主》中，安排了柳敬亭為左良玉說書，是《秦叔寶見姑娘》（姑娘即姑媽）。這段說書中的情節，對應著左良玉的生平經歷，以至於令左良玉三次發出感慨：

第一次：＇小生掩淚介＇　咱家也都經過了。

第二次：＇小生作驕態，笑介＇　俺左良玉也不枉為人一世矣。

第三次：＇小生照鏡鑷鬢介＇　俺左良玉立功邊塞，萬夫不當，也是天下一個好健兒。如今白髮新生，殺賊未盡，好不恨也。

孔尚任這就具體表現了柳敬亭對左良玉是如何勸忠勸孝的，歷史地看，這就是當時柳敬亭力所能及對左良玉的積極影響，當時明朝將領只要心中真有忠孝二字，就能內顧大局，外不降清。這兩點，許多人都沒做到，而左良玉做到了。錢謙益的《左寧南畫像歌——為柳敬亭作》，就是肯定了柳敬亭的這個積極作用，說“寧南聞之須蝟張，佽飛櫪馬皆騰驤。誓剜心肝奉天子，拼灑毫毛布戰場。”可惜的是，後來，清軍在明朝降將趙之龍引導下開進南京城時，錢謙益本人卻與一些官僚、文人，站在了迎接清軍的隊伍中，被譏為晚節不終。

從柳敬亭得左良玉信任之深，即可證柳敬亭對左良玉的思想影響之大。錢曾為錢謙益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