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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嘉紀認為自己本來能做管仲樂毅這樣大有作為的人，這幾乎是諸葛亮式的宏大抱負了。這個大志寫在哭他的老師的詩中，不是隨便的，因為他的老師本來曾這樣寄希望於他，可是一切都被清滅明的現實打破了：“管樂成虛願，荊高匪我儔。放歌悲失鹿，蹈海看閒鷗。門巷青蒿塞，江河落日流。師亡吾已老，壯志復何求”。其“虛願”二字，說明著老師對他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大志；而“荊高匪我儔”，是說像刺客荊軻高漸離那樣去與清朝硬拼，是不適宜的；至於“放歌悲失鹿”，則明明白白指著清滅明這件事。這樣，他只有“蹈海”，隱居海濱鄉野的草廬，守著貧窮，寫著他悲冷的詩篇。

第二個方面的“志”是寫詩。吳嘉紀對於作什麼樣的詩，有他的理性考慮。在《贈別李艾山》詩中，他指出“時俗昧其本，紛紛競詞華”的不良詩風，認為這樣寫出來的詩如同“蛙鳴”一樣。有責任的詩人當有孤高獨立的精神，讓詩歌回到“正始”，也就是回到《詩經》的現實主義之路上去。吳嘉紀的詩歌之“志”，在他的時代，特別可貴和正確。在這方面，他是自許的，他說“李杜韓蘇後，吾曹氣頗雄”。

（關於“正始”一詞，歧說無非二類，一為實指，一為虛指。實指者，即指魏廢帝曹芳的年號，在文學史上習慣以正始文學泛指魏末晉初的文學及其風格，彼時文人避禍，談虛言玄，不議政治，詩歌也就不言憂患民生，而寫個人幽思，告別悲涼慷慨，轉向旨深意晦。魯迅與正始年代有某種共鳴，其小說《狂人日記》以及一些雜文，即張揚阮籍嵇康式的獨立人格與深思雄辯的力量。

上述實指，人皆言之，我覺得還有虛指，是指“正始”一詞的多義性，如引申義、比喻義等，比如，高鳳翰《硯銘》說，“上井田，下秦璽，破阡裂陌，贏失其理，吁嗟文亦有正始”，這裡的“正始”是指政治上的正統。清代《白雨齋詞話》卷八之六五說，“自乾嘉以還，追蹤正始者，時復有人，是衰者可以復振，亡者猶有存焉者也”，這裡的“正始”，似指“文以載道”的正統，含文學現實主義精神。）

吳嘉紀認為作詩還要汲取陶淵明的清淡與真純。“陶潛重其腰，慷慨歸鄉井。有田須自耕，舉室無宿廩。吟詠喜身逸，辛苦逢歲稔。酒熟秋氣佳，黃花秀挺挺。茅簷聚素心，言笑到酩酊。客去枕肱臥，夢寐優遊甚”。這樣的生活態度，正適合他的情況，所以他推崇陶潛。他在《與仔靖弟》的詩中說，“時俗攻文藝，腐氣銷清真。悠悠三百年，章句困煞人”，他主張“清真”，他認為真純自然的文藝精神，被三百年來的“章句”也就是八股氣銷磨殆盡了。

前人指出，吳詩“不得指為何代何體，要自成其為野人之詩”，就是說，吳嘉紀上承《詩經》開闢的傳統，又在繼承中有了發展，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個人風格。《陋軒詩》的藝術特色可列出這樣幾條：

1，比杜甫既有所不足也有所深入的現實主義。杜詩被稱為詩史，因為他的詩篇緊密關心著當時唐朝內亂之下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吳詩由於詩人生活於海濱一隅，因此詩篇內容不及杜詩廣闊，但因為詩人自己就是無數窮民中的一個，他的詩篇表現這一隅人民包括他自己的窮困生活，也更為深入更為細緻。

2，取法陶詩的清真而揚棄陶潛的飄逸。吳嘉紀像陶潛一樣隱逸到了鄉間，但陶潛雖然種地，雖然與野老共飲，但他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野老窮民莫測高深敬而遠之的，吳嘉紀有時也想達到這樣的境界，但終於無法有這等的飄逸輕鬆，他的家世與本人的地位處境，以及他的人生抱負，都與陶潛有著不同，他是不能也不必跟陶潛一個樣子的。

3，吳嘉紀詩篇從他立足的一隅，提煉出了只屬於他的詩歌意象，形成了只屬於他的詩歌內容，以及只屬於他的詩歌風格，這一切，都帶有鮮明獨特的地域自然特色和文化特色，任何別的詩篇無法取代。

4，吳詩以白描為主，他的詩篇描繪出了一幅幅悲涼悽慘驚心動魄的圖畫，這不是用典所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