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史，日軍在衡陽會戰之傷亡人數，為各次會戰之冠。而我軍僅一萬七千餘人，戰場範圍亦僅數二平方公里。都是最大或最小紀錄。）

敵國宣佈衡陽守軍投降，我也人云亦云，未能追究事實經過，竟將我忠勇奮戰的官兵，生者、傷者、死者皆打入十八層地獄不能翻身、羞於見人，這是誰的恩賜？“不分是非者”。敵國戰史記載，並無我投降的髒字，反而在其記述中雲：“互四十餘天之激戰中，敵人尚無一卒向我投降，實為中日戰爭以來的珍聞。”

專論“投降”，投降！古今中外種類繁多，有賣國求榮之投降，有儲存實力而投降，有因處境險惡被迫投降，有政略性投降，有戰略性投降，有真投降，有假投降。投降！雖是可恥的行為，但必須視其投降目的何在，不可一概而論。投降！有的還有其尊貴意義之一面存在，吾人應該詳查其真正動機何在，而使評定其是非，豈可皂白不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皇帝因無力續戰，為保全國家元氣，向同盟國做無條件之投降，而如今成為世界上最富強國之一。

昔三國時代，關公（關羽）為維護二皇嫂之安全，被迫降曹，因其為義之一字出此下策。後人認為關公義薄雲天武功蓋世，尊之為武聖，千百年來受萬家香火祀奉。

越南，前為法國殖民地。法國派越南佔領軍某少將（忘其名），于越南奠邊府與越軍交戰，法軍超過了命令規定之守備期，因彈盡援絕，該少將投降越軍被囚。後來越政府釋放其歸國。該少將回國時，法國朝野如瘋似狂，用大字標語寫道：“我們的英雄回來了”。並非投降者就是英雄。法國政府及其人民認為該少將於奠邊府之役，已盡到他職責上最大努力而無責任，因無力繼續作戰，放棄奠邊府被迫投降越軍。以現代戰爭而言，勢所必然，否則只有徒增不必要之傷亡，法國朝野是非責任分明。

我第十軍之守衡陽，悲慘結局！賣命不討好，死的死、傷的傷、僥倖生存者，所得到的是什麼？一個個都成了“狗熊”，汗顏見人，永遠不能揚眉吐氣。方軍長及周葛二師長決計犧牲小我，擬用我們三人之命，來拯救近萬可敬可愛部屬生命之安全，出此停戰下策，是錯嗎？還是對呢？願國人公正評判之。我冒昧武斷言之，第十軍與強敵血戰四十七晝夜，殲敵五萬所謂之“大勇”，在無續戰能力之情形下，向敵提出有條件停戰，來維護可敬忠勇部屬生命之安全，可謂之“大仁大義”，我等軍師長又錯在哪裡？關公只不過是僅維護二皇嫂之安全耳，豈能與近萬忠勇官兵生命相比擬？向敵提出有條件停戰，不是向敵屈服，乃以互惠為原則。如不能達成協定時，則繼續作戰，敵人亦處於進退兩難極端困境，欲罷不能進取不得，在積屍如丘之戰地上，敵戰場指揮官也極寒心。趁我提出停戰之機，接受我條件，藉此結束此戰。彼雖提出非互惠條件“繳械”，而我達到主要目的，允於所求，在那種千鈞一髮之戰況下，我全陣地皆在岌岌可危、險象環生中，又無可調之兵增援，隨時隨地都有被突破之危。一旦陣地一破，我必自亂，乃敵人屠殺良機。只要敵人答允不傷害我官兵，就是要我等軍長的“人頭”亦毫不考慮的給他，結果，我等軍師長有賴條約之維護，沾光於我官兵，得免於死，可是那種被囚禁滋味，以及被人歧視的無形侮辱，在精神上所感受了打擊，還是當時死了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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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十軍將士發言（2）

衡陽停戰，據傳聞敵國宣佈衡陽守軍投降？其措詞如何說法，迄今我尚不詳。惟敵國新聞界，曾有“方先覺率師投降”之語，簡直荒謬之極，方軍長率的是何師？前面曾說過，停戰前，班的建制都沒有了，各步兵連中殘存者僅互不相識之官兵，十人八人耳。停戰後，敵解除我武器，囚禁我將領，還故意放縱我官兵自動星散，則更扯不上方軍長率師投降了，足證為無稽之言，我軍曾參戰衡陽之各級官員現在臺灣者，最少尚有百餘人，皆可作證，證明我言之不虛。

從另一角度而言，若是我第十軍彼時還有師之存在，或能稱之為師，哼！他皇軍則休想佔領衡陽，尚不知要戰至何日為止。他皇軍勢必付出，屍積如山之慘痛更高後果。但是，我還是欽佩敵之攻心成功，手法運用之妙，他那輕描淡語投降的幾句話，將我朝野脆弱缺乏是非感之心擊潰，事後又不追查實情，成為人云亦云之盲從者。

以情理而論，縱然公論為，方軍長及周葛二師長有處理善後不當之過失，也只能責備我等三人，我一萬四千餘傷亡官兵，及三千餘僥倖尚存留人間以死與敵相拼之忠勇將士何辜！這些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