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大少奶在香港醫院中待產，總算免於同行，少受了一番波折與磨難。 金三嫂帶了３位少奶回上海，實使杜月笙、金廷蓀擔盡驚嚇，大費手腳。因為金三嫂回上海後住在殺牛公司附近朱家木橋的金公館，平安無事了一段時期。共產黨展開了清算鬥爭和三反五反，朱家木橋一帶每天都有滿載死囚前往市郊處決的卡車開過，嚇得金三嫂心驚肉跳，險乎得了神經病，金三嫂託人想辦法打張路條，自己先逃回香港，留下３位少奶，而其中的四少奶正是杜月笙的次女杜美霞。 杜月笙在香港想盡方法，要把他的二小姐救出來，起先杜月笙命他的次婿金元吉，寫信到上海請杜美霞出來，後一再函電交馳，依然石沉大海杳無訊息，最後則以杜月笙病危為詞，拍發急電，杜二小姐才回香港。 同時，杜月笙的二樓太太陳夫人，在杜月笙赴港之先曾經到過一次臺灣，想在臺定居。杜月笙抵港，她也由臺來港打了一轉，夫妻間話不投機，陳夫人便和維翰、維寧回了上海，而這趟回去後，竟始終沒有回來了。 在這一段時期，杜公館人客雖少，飯廳裡仍然每天中午準備兩桌飯，一張圓臺面一張四方桌，通常那張圓臺面必定坐得滿，圓臺面坐不下了，再開方桌一席。 經常來杜公館吃中飯的，除了杜月笙的兒子、媳婦、女兒，女婿、顧嘉棠、金廷蓀、王新衡，駱清華、沈楚寶等諸人之外，還有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總管萬墨林兩位在香港經常不離杜月笙左右的哼哈二將，朱、萬兩人為了往來方便，都在堅尼地租了房子，而且和杜公館近得很，等於隔壁。朱文德一家住在堅尼地１０號，萬墨林一家住６號。  ＇返回目錄＇  
自己頂住了中共的統戰，朋友和秘書卻跑了（1）
杜月笙抵香港不久，共產黨方面立刻對他展開了統戰工作，共產黨爭取杜月笙重回上海，除開他個人的聲望及號召力量外，還有一層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上海金融領袖、工商鉅子莫不紛紛跟著杜月笙轉移，他們挾巨資而抵香港，我黨在港統戰工作人員千方百計，一心一意促使那些金融工商鉅子回上海去。 但是，上海的金融工商鉅子一向以杜月笙馬首是瞻，言聽計從，經過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嚮往新生活而心存觀望。這時，旅港金融工商界人約可分為三種，一種人抱定決心在香港地區另創事業或者靜觀待變。一種人已被中共統戰政策打動，他們熱烈地希望杜月笙能夠帶著他們回上海。一種人接受統戰宣傳後，模稜兩可，遲疑不決，不過仍存一線之望，最好是杜月笙也回上海去。 在我黨的統戰政策感召下，杜月笙的好朋友、上海金融工商巨頭如王曉籟、劉鴻生、吳蘊初等人，都已打定主意向左轉。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些有心回上海的人出入杜月笙之門，拼命地勸杜月笙跟他們同回上海，王曉籟和劉鴻生兩個更是無日無夜，舌蔽唇焦，聲淚俱下地勸，不過，杜月笙始終立定腳跟，不為其所動。 然而，有一日，臺北一家素具權威的報紙登出了一篇各方重視轟動一時的社論，在這篇社論中出現了兩個新名詞，所謂“政治垃圾”與“經濟蝗蟲”。王曉籟、劉鴻生認為這是一個“勸杜月笙回上海”的好題目，他們拿了報紙輪番去見杜月笙，告訴杜月笙說，社論中所指的暗中操縱上海金融、物資的經濟蝗蟲，不正是暗指你杜月笙嗎？臺灣報紙差一點就要對你提名道姓了，尤其是那篇社論的結論，旨在“絕不容許政治垃圾、經濟蝗蟲”到臺灣復興根據地去掀風作浪，重施故技。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杜月笙難道還有到臺灣去的可能？還不如“風風光光”地跟我們回大陸吧。 勸說杜月笙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都是異口同聲，眾人一詞，杜月笙剪下這篇社論來，叫他的秘書邊讀邊為講解，社論的措詞確實過火，將“罪狀”與“實際”對證，杜月笙三個字彷彿也是“呼之欲出”，於是杜月笙不由得大受刺激，他小心翼翼地將那張剪報摺好，放在自己的馬甲袋裡。 ９月間，杜公館又有一位常客常常進出。 他就是曾經身為和談５代表之一，被代總統李宗仁派到北平去跟毛澤東談判的章士釗。章士釗隨同和談代表團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飛北平，談判２８天不得要領，後留下來歷時４月有餘，他又接毛澤東之命前往香港。 一日，杜月笙正在客室和章士釗扃室長談。又來了一位好朋友，他就是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兼為立法委員的汪寶瑄，他是從廣州來的。 杜月笙聽說汪寶瑄到訪，非常高興，他請章士釗到另外一間房裡小坐稍候，一面起身迎迓汪寶瑄。汪寶瑄和章士釗打了個照面。這時杜月笙面容清癯，神情憔悴，但是一見汪寶瑄，情緒就顯得相當的激動。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