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他們更得冒著生命危險，搶救難胞，護送災民，他們竭盡所能的為前方將士服務，並且分勞任事，以使將士們能峻專心一志，努力殺敵。 杜月笙忙碌緊張，風塵僕僕的領頭幹，抗敢後援會和戰地服務團對於“一·二八”之戰的貢獻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並且，它們的表現更激發了全國同胞的愛國情緒。  ＇返回目錄＇  
杜先生介入了國際交涉（1）
“一·二八”之戰打起之後，日本海軍陸戰隊遭到１９路軍張君嵩團迎頭痛擊，損失慘重。於是，急於停火休戰的，不是毫無抵抗準備的中方，而竟然是發動戰爭的日軍指揮官海軍中將野村。 野村是繼“一·二八”事件禍首、日本第一先遣艦隊司令鹽澤少將之後出任日軍指揮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弱將少，經過連日苦戰，屢遭敗績，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繼，因而他想用緩兵之計暫時停火，而請國內陸軍迅速增援而來。第二是因為“一·二八”夜襲原是日本恫嚇性質，妄想不戰而勝，獲得與關東軍兵不血刃、垂手而攫東北相媲“美”的戰果，日本駐滬海軍實際上並沒有獲得日本大本營在上海燃起大戰的訓令。而“一·二八”之役已備受國內指責，野村一舉沒能得逞，便色厲內荏，心裡發慌，生怕重蹈關東軍總司令本莊繁的覆轍。 另外，英美兩國已經公開出面調停，但是日本外交慣伎一向不贊成第三國介入，同時野村更恐當眾“示弱”，有失日本海軍顏面，畫虎不成反類犬。所以，他寧願採取秘密途徑，穿過強有力的民間人士，試探中方的“和平意願”。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選，一則杜月笙是支援“一·二八”抗戰最有力量的社會領袖，其次，杜月笙和中方在上海的軍政領袖吳鐵城、俞鴻鈞、蔡廷鍇等都很熟悉，同時，他在中央處理滬局的大員如孔祥照、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的面前也有說話的資格。 還有第三層原因，日本人對於杜月笙崛起市井，顯赫滬濱，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清黨之役後，日方就已千方百計企圖拉攏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圍做好手腳，下過功夫，他們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挾資鉅萬，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設法跟他接近。 於是，在杜月笙所參加或由他所邀約的賭局中，便常時會有鮮衣怒馬、出手闊綽的北方人物出現，如名氣響亮、曾為民初政壇活躍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閣，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愛打大麻將，一輸十萬八萬卻無吝色的李擇一。在華格臬路杜公館，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閨，李氏兄弟經常為座上豪客。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之交，姚夫人的香閨非常熱鬧，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邊，最低限度有一桌麻將，一桌牌九，呼盧喝雉，通宵達旦。 李擇一跟日本人很熟，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他曾在１９２１年，擔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最高顧問周自齊的隨員，他長住上海，和杜月笙結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從賭場鴉片幹到金融工商，他交際廣闊，頭緒極多，跟東洋人打交道，機會也不在少。李擇一滿口日文，一副東洋腔調，跟日本駐上海的外交官、特務機關、金融工商各界的日僑都有來往，都有私交。因此，在“日本事務”方面，他由於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為杜月笙的顧問，有時候居間介紹，代為聯絡，傳傳話，遞遞信件，為杜月笙效勞。野村急於邀約杜月笙作投石問路式的私人接觸，其所談的問題必然與中自兩國未來前途有關，日本軍方要試探停火談和的可能性，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擇一，他命李擇一去跟杜月笙接洽。 李擇一受命之後，馬上見到了杜月笙，寒暄已過，他便開口說： “日本軍方認為中日間的問題，應該面對面的自行解決，他們不贊成有第三國參與其間，這樣反而多生枝節。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敵後援會的身份，祈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而想從中促成的話，兄弟可以想個法子，約一位野村中將的高階幕僚來談一談。從他的談吐之中，也許摸得出他們的停火方案。” 玩味李擇一的這一番話，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擇一說的並非他自己的意見，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軍方同意而來的，他心裡雖然十分歡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裝做聲色不動地回答： “這件事情，就算對我個人來講，也是極嚴重的，你可否讓我考慮一下。” 李擇一懂得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這事必須事先徵得中國官方的同意，才可應允跟日本軍見面，因此，他連聲應允，說道： “當然可以，杜先生什麼時候考慮好了，務請賜我一個電話。” “一定，一定。” 送過了客，杜月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