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數字網路社會,學歷就會變得全然沒有意義。澳大利亞記者Peter Hartcher在他撰寫的《聖域的終結——大藏省的大罪》一書中,提出瞭如下問題:為什麼大藏省的官僚幾乎都是東京大學法律系畢業的?為什麼學法律的人會來掌管經濟?在Hartcher說這話之前,日本沒有人對此產生過疑問,大家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最優秀的人會進入大學的法律系,然後再進入大藏省。
不要讓大藏省的官僚制定經濟政策
可是,不用說也知道,在法學院學的是法律而不是經濟。現在,我們進入了無國界的全球化新經濟世界。他們對這種經濟體系從來沒有學過,因此這些人根本不懂得經濟運營,當然也不會有策劃金融政策的能力。
如果我們稍微考慮一下,就知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這些人對逆境有很強的應對能力。他們如果覺得現在的做法不適用,就會一次又一次地建立出新的法律制度來,這種狀況簡直就是“無所不盡其能”。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法學院出身的人能夠掌控經濟的走向。但是,像這種臨陣磨槍、能拖就拖的方法現在已經完###出了破綻,因此所謂的日本護航艦隊整體的沉沒已見端倪。雖然讓那些沒有學過經濟的大藏省官僚們來掌握經濟命脈,日本經濟並沒有出現大的問題的另一個理由是,企業界曾經具有很強的實力。反過來說,企業界的邏輯,即“供給者的邏輯”竟然佔據了主導地位。國家的政策以及地方自治體的各種事業,全都不是按照納稅者的邏輯,而是按照徵稅者的邏輯進行的。銀行的邏輯是主管部門和銀行方面的邏輯,而不是儲蓄者的邏輯。醫院的邏輯是醫生或者醫院、醫療器械公司、醫藥公司的邏輯,而不是患者的邏輯。我在比較了“國家的邏輯”、“生活者的邏輯”、“供給者的邏輯”以及“受益者的邏輯”之後,出版了《新·國富論(講談社)》,並且在這十幾年來不斷重申我的觀點,現在大家終於清楚地認識到了,應該站在納稅者·生活者·受益者·顧客的立場上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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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生活者的視點
可是,上述的改革還根本沒有進行過。即使曾經嘗試過的改革,其內容也是按照供給者的邏輯進行的改革。例如,行政改革會議的成員全都是大報社的社長,或者是混凝土卡特爾公司等供給者方面的人,我們生活者方面的代表,一個都沒有進去。這樣一來,那個會議中所提出的行政改革建議就只能是供給者的邏輯的東西了。例如,都是諸如“簡化企業向政府提出各種申請手續的要求”等層面的東西。即使論及地方分權,也只是談到了地方自治體方面的意見,而根本沒有聽取我們居民的主張。在談到金融體系改革以及郵政等事業民營化的議題時,也根本找不到儲蓄者·客戶的邏輯,我們看到的只是銀行體系和郵政體系為了自己的權益而在相互爭奪儲蓄者。
需要看清楚的是,現在日本整個改革議論的焦點只不過是從國家到了地方、從大藏省到了銀行這個階段,是供給方權利鬥爭的結果。只是在供給者的邏輯中,供給者的序列改變了而已,並沒有真正轉移到納稅者和生活者的立場上。這樣的改革當然不會成功。而且如果這樣持續下去,金融制度改革就會徹底失敗,成為一個典型的“大遊戲”。
日本要在無國界的世界中獲取成功,就必須開放、開拓個人所具有的能力,特別是“知###白領”的能力。例如,我雖然能夠獲得“知###白領”層次的收入,但是其中65%作為稅金被拿走了,所以剩下的只有35%。照這樣下去,今後工作的積極###就會消失,變得消極起來。因為我個人一直想“把日本變成生活者主權的國家”,也正是持有這樣的人生目的,所以才沒有因為高稅收而在工作上面有任何的懈怠,但即使這樣,想想連續20年被拿走65%的稅金,也經常不由得生氣。因此,我們要考慮今後如何把日本建設成為讓“知###白領”可以不用考慮到稅金、國籍、###別、學歷、年齡等限制問題,每一個人都能夠在藍天下盡情發揮自己能力的國家。
“知###白領”並不是突然變異產生的,讓人在轉瞬間完成個人的開放是困難的,父母、學校、公司等都要相應地發生變化才可以。現在,父母按照自己過去的邏輯,教給年輕人“如果進了好學校,在好公司就職的話,就會有好生活哦!”“在學校要聽老師的話!”。學校也只是教育大家,答案只有一個正確的,或者只用考試成績作為判斷學生的標準,接受這樣的訓練而生長起來的日本人,基本上已經變成了“巴甫洛夫的狗”。如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