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為了取暖，我把小酒瓶裝進口袋，帶入了考場，邊喝邊答題。結果被助教發現了，雖然考試合格了，但因為我把酒帶入了考場而上了學校的懲罰會議。真的是很危險，幸好我的指導老師幫我解脫了這個困境。

我要感謝MIT的這種教育，最終，我用2年零9個月取得了博士學位。仔細想想，在1967年入學的時候班裡共有130個同學，而到了1970年3月份受理論文、在同年6月的畢業典禮上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只有我一個。這是因為付出比人多一倍的努力，在被指出缺點後及時改正，才能有這樣的結果。在那以後，這種在自己頭腦中構建思考模式的方法，不論我去了什麼地方，都對我有幫助。即使在現在，我也常常被人稱讚為：在沒有國界的經濟領域裡，做了很多獨創的事情。如今我在世界範圍內四處演講，並且能得到每小時5萬美元的演講費，這全都是託那些MIT老師的福，是他們幫助我改變了過去那種日本式的對或錯思維模式。

一點點的小事，就能改變人的一生。如果當時我沒能取得博士學位，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了。而且，在走向了工作崗位後，如果一直留在“日立製作所”工作、或者妻子在希爾曼的家裡並沒有看到“Japan　Times”、或者被罵作是“你是公牛身上的乳房”時頭腦發熱而辭去“麥肯錫”工作，我將會走入與今天完全�